第 25 部分（1 / 3）

这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种黏合剂。如要像罗斯福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高效、诚实地主持伊拉克战争，就意味着行事上至少要有点儿类似“新政”—那将是主政者深恶痛绝的。

如前所述，理想状态是，公众应当从这次经历中明白，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其实不能保卫美国。至少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保守派靠摆出好战的姿态、使用强硬的措辞来赢得选举的本领，应当会因伊拉克战争的经历而失效。选民将会记住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这种做法把人们带入何种境地：这位言辞强硬、装腔作势的领导人把国家骗入一场不必要的、灾难性的战争。如果选民忘了，自由派会提醒他们。所以，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欲再现布什在2002年和2004年的成绩，利用国家安全问题转移公众的视线，掩盖其政策的精英主义、反平民主义本质，应当尚需时日。

尽管如此，就算在公众不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年份，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不断赢得选举。这一选举实力最重要、最具持续性的原因就是种族—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能或明或暗地迎合白人对黑人的恐惧，从而赢取一部分白人选民。保守主义运动分子选举实力的这一源泉并未消失，但有很好的理由相信种族问题正在逐渐失效。

种族问题新态势

2002年鲁伊·泰克塞拉（Ruy Texeira）与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出版了《正在兴起的民主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一书，意在与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1969年的预见性著作《正在兴起的共和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一较高下。和菲利普斯一样，他们从人口趋势的角度论述，并称这方面的变化对民主党人日趋有利。共和党在2002年和2004年的胜利似乎使他们的论点显得大谬不然，但2006年的选举令其再现活力。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泰克塞拉与朱迪斯论称：“布什政府对‘9·11’事件的应对促成了共和党的一段短暂复兴，本次选举标志着这段复兴的终结，引导民主党与中左派在美国占据多数地位的政治与人口趋势在回归。”这与我的观点差别不大，不过我的诠释要比他们更直白、更不留情面。我想说的是，保守主义运动得以成功的必要手段，即在政治上利用白人情绪反弹的做法，正在逐渐失灵，原因有二：美国的“白”度在降低，许多（但不是全部）白人的种族主义倾向在减弱。

我说的“白”其实是指“非西班牙裔的白”。西班牙裔人口增长迅速，从1980年占总数的6.4%上升到2000年的12.5%，这是当前美国种族构成变化的主因。亚洲裔人口也在迅速增多，不过基数较低：亚洲裔人口1980年占总人口的1.5%，但2000年占3.8%。这两个族群扩大的主因是移民，不过西班牙裔还有生育率高的特点。

正如我在探讨“长镀金年代”时指出的，移民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降低低收入工人中的选民比例，明显增强右派的政治实力。在相当多的劳动力是低薪移民时，投票者就不是从推进平等的政策中获利最多的人，而是从中受损最大的人。假如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美国人口种族构成的变化将不过是一个帮助保守派、损害自由派的过程的副产品。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新移民不是白人—或者至少在许多土生白人看来不是白人，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一情况与美国的种族政治相互影响就会产生一种作用，在我看来，这种作用最终会使保守主义运动丧失最有威力的政治武器。

要理解这一作用，首先必须认识到，对于支撑保守主义运动的联盟而言，移民是制造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商业利益集团支持移民，因为他们喜欢人数众多、成本廉价的劳动力。但会因种族问题而立场动摇、对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功又至关重要的选民，也往往是强烈的本土主义者。约翰·朱迪斯描述了反移民共和党选民的概貌：

他们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抵制反文化潮流而加入共和党的白人劳工阶层选民十分相似。他们一般是来自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内陆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收入较低，没有大学学历。他们生活在小镇和乡间，通常远离移民集中的地区，自认为是“保守派”。结果是，因在移民政策上见解不同，保守主义运动内部裂痕深重。而这有一个更深远的影响：现代共和党的重要一翼对移民怨愤极大，这一明显事实会将非白人移民推入民主党的怀抱。加利福尼亚州已发生这样的事：前州长、共和党人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在1994年以非法移民作为竞选主题，得以勉强获胜。但这引发的后果是，在其后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不断增多的西班牙裔人口绝大多数倒向了民主党，使该州政局向自由主义方向剧烈倾斜。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州长也无改大局。施瓦辛格很快就明白，要有效执政，就必须做个现代版的艾森豪威尔式共和党人，结果就像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迈克尔·布隆伯格近期宣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