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 部分（1 / 3）

。根据这一观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副产品。

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不均的急速加剧改造了美国政治，显然要比将一切归因于几个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更说得过去。但所谓收入的日趋集中强化了经济精英的力量，并推动共和党的右转，这个假说会遭遇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时间。共和党开始剧烈右转的时候，还根本没有收入不平等拉大的迹象，那是后来的事情。里根获提名是在1980年，而在那一年，富人与普通美国人之间的差距根本没有超过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水平。国会中的政治变化始自1976年和1978年的选举。正如埃兹尔指出的，“年轻的、以意识形态为念的共和党参议员中的中坚分子”从1975年的4人增加到1979年的11人，众议院中也有相应的变化。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对“大学共和党人”的接管还要更早—卡尔·罗夫1972年就当选主席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机构也大体创立在同一时间。例如，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71年。“商业圆桌会”组成于1972年—该机构将几个组织涣散的团体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奉行亲公司政见的游说集团，最终成为桑托伦“K街战略”的基础。之后不久，美国商会也再度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游说势力。

除此之外，还有我在第7章中列出的证据，即制度与规范的变化是不平等拉大的主要原因，而制度与规范的这些变化是因政治变化导致的。如此一来，认为贫富不均推动共和党右转的机械论观点就基本上说不过去了。也许随着收入的日益集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捐款者有能力为其看中的政客大把撒钱，随着这些人财力的日增，共和党的右转趋势得到了强化，但这一过程的推进必定还有别的原因。

在我看来，这些“别的原因”就是第6章和第7章所述的各种力量的集聚。简单复述一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者”，即聚集在《国家评论》杂志周围的一小群持精英统治论的人，通过与其他派别合并，发展成了一股实力不俗的运动。这些派别的人都对战后温和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感到不满。狂热的反共分子在保守主义运动中发现了志趣相投的盟友，他们抱有同样的担忧；一想到别人拿福利就愤愤不平的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用体面的政治方式表达他们的怨恨；要应付工会而怒火腾腾的商人发现，这个运动可以把他们的愤怒转化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

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足以让戈德华特获得提名，但提名之所以成功，不过是因变起突然，令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而已，戈德华特也在竞选中遭遇惨败。但保守主义运动继续向前，并吸取教训。在里根教导下，该运动学会了如何用民粹主义的言辞来包装精英统治论的经济理念。尼克松虽不是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但他演示了如何利用美国的阴暗面—族群与社会怨恨、对国内外安全的忧虑，以及种族问题这个重中之重—来赢得选举。

最后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它们使极右的主张不再停留于无用的抗议，而是转变为制胜的战略，从而赢得了大笔的资金，并建立了保守主义运动的机制，即今天我们所知的“右翼大阴谋”。

不过，本章前文述及的第二个困惑又随之而来。收入不均的加剧本应让福利国家更受欢迎，在这个时候，那些鼓吹缩小福利国家、实施累退税制的人为何能赢得选举呢？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

09 黑暗的选举

虚伪的政治

共和党胜利的秘密

邪恶帝国

宗教与道德对政治的影响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美国走错了方向

选民并不只是基于自身利益投票—其实一位彻底自私的选民根本不会去投票，因为前往投票处的成本超过了单个人的投票对其自身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人也许原则性地投票反对“大政府”，即便政府项目对他们来说或许利大于弊；还有一些人会支持慷慨的政府项目，虽说他们根本用不着。但我们仍会觉得，选民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事实也的确如此：与身处收入分配顶端的1/3选民相比，底层的1/3选民明显更支持增加政府开支、政府工作计划，如此等等。因为“大政府”，即福利国家，有两种功用：第一，它是一种保障形式，保护人们免遭一些生活的风险，让他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会在晚年忍饥挨饿，而且如果年龄超过65岁，就不用担心没钱动手术；第二，它大体上将收入向下层重新分配。

例如，可以想想联邦医疗保险的效果。联邦医疗保险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保险，它能让人安心—就算有些人支付到体系中的税收和保险费最后超过了自己获得的福利也会觉得安心。不少60岁左右的美国人会觉得，一定要努力坚持，活到能拿联邦医疗保险的年纪。他们勉为其难地支付高额的保险费，惶惶不安地过活，企盼不要生大病，直到最终迎来神奇的65岁生日。

但联邦医疗保险之所以广受欢迎，还有一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