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1 / 3）

入，也就是比一半人富有，同时比另一半人贫穷的那个人的收入。与平均收入不同，酒吧里的中值收入不会因比尔·盖茨走进而剧增。

事实说明，要形容过去一代人时间里美国的真实情况，比尔·盖茨走进酒吧是个很好的比喻：平均收入大幅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有一小群人暴富。但中值收入究竟是轻微上升，或是事实上下滑，这取决于对之采取什么样的定义。

读者也许觉得计算中值收入是个直截了当的事情：找到那个比一半人富又比另一半人穷的美国人，计算他的收入。但实际上，有两个领域的争议都不易解决：如何界定适当的人口，以及如何衡量生活成本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复杂性之前，先让我重复一下那句点睛之笔：我们甚至于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获得改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告诉读者大部分真相了。在1973年，根本没有人争论普通美国人的境况是否好于20世纪40年代。一切指标都显示，生活水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体翻倍。没人怀念一代人之前的工作与薪酬。今天，美国经济总体上显然要远远富于标志战后繁荣终结的1973年，但经济学家在争论，普通美国人有没有从整个国家的成果里获得些许好处。

现在来谈一谈那些复杂之处。事实是，我们无法简单地把3亿美国人按收入顺序排成一行，然后计算排在第1.5亿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毕竟不能把儿童列进来，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过是其所属家庭的收入。那么我们也许应考察家庭，而非个人。如此考察就会发现，依据通货膨胀调整之后，家庭中值收入从1973~2005年有轻度增长；2005年是目前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总增幅约为16%。

但就算如此轻微的增幅，可能也夸大了美国家庭境况改善的程度，因为这一增长部分是因工作时间延长而取得的。在1973年，许多妻子仍只在家中劳作，即使出门工作，许多也只是兼职。我无意暗示说，有更多的妇女工作有什么不好，但因配偶从事工作而使家庭收入增多与工资的提高不是一回事。更有甚者，这也许会带来隐藏成本，抵消一部分金钱收入的增加，例如做家务的时间减少、更为依赖预制食品、托儿开支等。

如果我们问一下，今天的美国家庭如果像一代人之前的许多家庭那样，只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其可行性如何，就会从上述数据中得出更为悲观的情况。现有资料显示，单靠一名男子来养家糊口变得更难了，因为经通货膨胀调整后，全职工作男性的中值收入在2005年要略低于1973年。但就算在这样的统计结果之下，也隐藏着更深的问题。由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今天的劳动力队伍比1973年年老、经验丰富，而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更熟练的工人应当取得更高的工资。考察35~44岁男性的收入（在一代人之前，这样的男子往往已在养活守在家里的妻子了），我们会发现，他们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在1973年要比在今天高12%。

经济学家之所以连“普通美国人自1973年以来有无改善”都无法断定，在界定相关人口方面的争议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另一类问题与物价的度量有关。我一直在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收入，其意思是，要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的变化，把一代人之前的收入转换成今天的美元。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辩称，CPI高估了真正的通货膨胀，因为CPI没有完全考虑改善我们生活的新产品与新服务。故而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准的提升幅度要大于官方数据显示的情况。这一论据就像是说：“可他们那时没Netflix呀！”严肃地说，今天的许多产品与服务在1973年尚未发明或尚未上市，如手机、互联网等。当然最重要的是药品与医疗技术，它们不仅拯救生命，而且提高亿万人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是，劳工家庭的生活在另一些方面变得更艰难了，那是官方数据所无法展示的：为了在好的社区生活，人们的争夺更为激烈，交通更为拥挤，如此等等。

也许压场词应让大众来说。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06年的一份民意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普通工人“必须更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生活”。这仅仅是怀念一段难忘的黄金时代吗？也许是，但在一代人之前，人们对于更上一辈的美国境况，却没有这样的眷恋。总之问题是，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普通美国家庭并无明显的改善，而这不是正常现象。

富人收入高得离谱了

正如我用“比尔·盖茨在酒吧”这个比喻暗示的，由于贫富不均的加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但在这段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中，赢家和输家是谁？赢家不是比尔·盖茨一个人，但这个群体人数之少的确令人吃惊。

假设所有劳动力平均分享了生产率的提高，普通工人现在的收入将比20世纪70年代初高35%左右。但朝向上层的收入再分配意味着，普通工人所获的利益要小得多。其实，身处收入分配中大约第90个百分位以下的人，即除收入最高的10%之外的人，其收入的增长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