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1 / 3）

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就已经在痛斥租金管制的罪恶了（不过是有一定道理的）。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潮流声势增大，开始对一般性的政府干预与管制大加挞伐。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诚实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这件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不仅开始反对“新政”，而且还反对“进步时代”的改革，暗示说，连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一类的政府行为也是于理无据的。弗里德曼也主动与戈德华特的竞选活动走在一起。

社会学家的反叛是在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回归之后，但其色调更为灰暗。在一些事上，连弗里德曼一派都洋溢着盲目乐观的情绪，而聚拢在克里斯托和创刊于1965年的《公共利益》周围的一群人，却持难以置信甚至疑神疑鬼的态度。他们对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牢骚满腹，视之为一项愚蠢的、必败的社会改造实验—虽说也有点儿道理。克里斯托后来写道：“‘对贫困开战’方案中蕴涵的左翼社会学理念得到了普遍的接受，这是尤其令我们愤怒的一点。”

于是就有了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批驳自由主义信仰，称黑人贫困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种族歧视，而是在于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增多。又有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批判“城市暴乱与种族主义有关”的说法，称暴乱者大都不是在抗议社会不公，而只是在劫掠财物。

在弗里德曼派与新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是不为自由派团体所接纳的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股运动的后继者仍成功地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已有了自己的团体，得到了其自由派对手想都不敢想的资金支持。说得直接一点儿，跻身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之列已成为一种晋身之道。

非政府组织“美国人行为方式基金会”（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1996年的一篇报道《收买一场运动》（Buying a Movement）讲述了迪内希·德索萨（Dinesh d’Souza）的经历。此君因其1991年的畅销书《非自由的教育》（Illiberal Education）而声名大噪，该书攻击校园里提升弱势族群地位、禁止种族歧视言论的措施。本书的品性暂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德索萨的职业生涯与前一代保守派的不同之处。

现代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先驱都是自然的或后天转型的保守派学者。拿其中最出众的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来说，他首先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在消费者行为、货币因素、通货膨胀方面的研究，不论在政界的说服力如何，都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与尊重。不论持有何种政见，他都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他相似，克里斯托所说的构成《公共利益》“内核”的“十几位学者与知识分子”也大都是学院派的社会学家，其赖以立业的研究大体无关政治，只是在后来才投身保守派阵营。

但德索萨的职业生涯却大不一样。他先是编辑一本保守派大学刊物《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后来又编辑一本保守派校友刊物《前瞻》（Prospect）。在为福音派牧师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写了一部大唱赞歌的传记后，他成了里根政府里的高级国内政策分析员。然后他前往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任职，在那里写了《非自由的教育》一书，后又写了《种族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Racism），他在该书中宣称：“对于许多白人而言，犯罪的、无责任感的低等黑人阶层意味着野蛮在西方文明中心地带的复活。”保守派的“奥林基金会”对这两本书给予赞助。保守派刊物，尤其是《国家评论》也出力宣传他的著作。

换言之，德索萨是40年前并不存在的一种人：一名专职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机构中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忠于特定党派的。

这些机构从何而来简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新保守派的知识分子说服一些富人与公司领袖向保守派的基础智识架构里输入资金。这一基础架构中的智库，有不少虽是仿照学术机构设立，但却只发布迎合预设观点的研究结论。美国企业研究所虽创建于1943年，但从1971年开始，因获得相当多的公司资助与保守派家族基金会的捐款而势力大增。遗产基金会是1973年由约瑟夫·库尔斯（Joseph Coors）与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出资建立的。信奉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严重依赖科克（Koch）家族基金会提供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