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部分（2 / 3）

传媒机构也是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为保守派智库出资的那些基金会也大力援助《公共利益》，并支持《美国旁观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等刊物，在克林顿任期内，该刊物痴迷于跟踪各种丑闻传言。

在向基金会与企业界求援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者态度殷勤，甘愿将其观点粗糙化。克里斯托于1995年写道：“我们总是说观点会产生影响，不错，但我们心中所指的是复杂、深刻、谨严的观点。我们常易忽视的是，激情充盈、党同伐异的简单观点，也会产生影响。”读者也许认为这是在叹息，但其实克里斯托是在勉励自己与战友，尽可将保守主义粗糙化，以获取政治上的成功。

这在经济学领域尤为明显。《公共利益》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成为倡导供应经济学的首要阵地。供应学派毫无根据地宣称，减税之利可弥补其损失。这一说法在专业经济学界从未有人响应，甚至在保守派经济学家中都没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2003~2005年任小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教科书的第一版就把供应经济学家叫做“疯人、江湖骗子”，并被传为美谈（这句话在后来的版本中消失）。既然如此，克里斯托为何坚信供应学派是对的呢？答案是，他并不确信，他不在乎那些人是对是错。克里斯托只关心一点，就是供应学派的观念在政治上有用。他在1995年的论文中陈述如下：

在聚拢于《公共利益》周围的主要社会科学家中，原本并无经济学家（他们是随着我们的“成熟”才到来的）。我自己之所以对预算赤字及其他货币或财政问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就是原因。在我看来，当时的任务就是形成一个新的多数派。显然这将意味着保守派的多数，后来这又意味着共和党的多数。所以说，在政治上得势才是第一要务，而非政府的账目亏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番声言的几个段落之前，克里斯托还宣称《公共利益》在其创刊之初是有影响力的，其原因是“我们大都是社会科学家，而正如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nihan）所言，社会科学的最佳用途就是驳斥谬误的社会科学”。人们不禁要想，这也许取决于谬误的社会科学用于何处吧。

如何评价尼克松

罗纳德·里根196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竞选标志着保守主义运动的首场选战大胜。但与理查德·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及他1972年的大获全胜相比，里根的成绩就相形见绌了。然而，不可将尼克松的胜利当成保守主义运动的凯旋，因为尼克松只是个过渡性的人物。他利用了这一运动的政治策略，其实这一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他创制的，但他与该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对尼克松而言，一切都是出于私利。

尼克松对美国政治运行方式的影响，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毕竟尼克松的做法表明，怎样利用种族分裂以及人们对社会变化的焦虑情绪、对外来威胁的谈虎色变，来将劳工阶层的白人从“新政”联盟中剥离。他还发明了操纵媒体的艺术：福克斯新闻董事长罗杰·艾利斯（Roger Ailes）是尼克松的传媒顾问，在乔·麦金尼斯（Joe McGinniss）1969年的书《出卖总统》（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中也是主角之一。后来尼克松首开恫吓媒体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在小布什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功地压制了异议声音。因报道了坏消息便指责新闻媒体的手法，也是他开的先河。

正是在尼克松任内，成功施展下流手段成为共和党内的晋阶之道。1970年，年轻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在从一位民主党候选人那里偷来的竞选信笺上印制推销免费啤酒的虚假传单，破坏了一场竞选集会；次年罗夫从大学辍学，以担任“大学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执行长，那是个有薪酬的职位。两年后罗夫竞选“大学共和党人”主席时以欺骗手段获胜，赞扬他的是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老布什。

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为这些做法鼓掌，但他们不喜欢尼克松的政策。当《风暴来临之前》一书的作者里克·波斯坦因（向一群保守派）讲述保守派在尼克松政府的下流手段中扮演的角色时，一位听众抗议说，尼克松当时并非保守派分子。他还说：“直到‘水门’事件后，我才开始喜欢尼克松。”

的确，尼克松的实际政策与他的政治手腕不同，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运动分子的期待。在国内事务的治理上，他是一位温和派，甚至可谓是自由派。他增税、扩大环境管制，甚至准备实施全民医疗保险。在对外事务上他展现出同样的务实作风，既与中国开启对话，同时又继续打击越南。后来证明，尼克松讨厌很多东西，但他并不和保守主义运动一样讨厌政府干预与福利国家。无论如何，在那时，保守主义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

某种意义上，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保守主义的处境类似于“新政”运动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处境。理念、组织与知识骨干均已完备。但要取得权力，该运动需要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