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1 / 3）

的类似冒险相形见绌。这个可耻的阴谋极其黑暗，当真相最终大白之时，其元凶将值得所有正直人士永远诅咒。当时形势的另一个绝大的讽刺之处在于，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而在苏联解体之前，共产党一直是西欧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但美国的反共情绪却要比西欧更胜，也更极端。当然，这不是说西欧的反共势力不强：在许多情况下，欧洲的右翼政党是以反共来界定自身的。欧洲的反共势力还得到一些美国人的崇拜，即便（或许可以说尤其）是在以牺牲民主为代价的时候。如前所述，保守主义运动最早的机关刊物《国家评论》就热烈地崇拜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不过，除西班牙外，欧洲的反共分子多是传统的保守派、现有民主秩序的捍卫者。但在美国，反共成了一股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运动，其目标是一些据说左右了美国政策的虚无缥缈的敌人。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他1964年的名文《美国政治中的偏执》（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中说的，现代美国右翼“有丧失家业之感：美国已大体被别人从他们及其同侪手中夺走，不过他们仍决意要将其取回，并防止最终发生颠覆事件，而使之灰飞烟灭。国际人士与知识分子已侵蚀了美国的古老美德；叛国的阴谋已摧毁了旧式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而这些阴谋最有力的执行人，与其说只是局外人和外国人，不如说正是身居美国权力中心的老奸巨猾的大政客”。

奇怪的是，这种丧失家业、受到伤害的感觉，却在美国迅速扩大的城市郊区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共鸣。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那里有迪士尼乐园，当年也是新美国梦的化身。当时一些人为彻底摆脱旧日的生活而从中西部向西迁往沿海地区，或从城市迁往城外的郊区，并买房安顿下来。似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特别担心有什么威胁把他们的新生活毁于一旦，一旦有人说存在什么针对其生活方式的黑暗阴谋，他们也很容易信以为真（奥兰治县是军工集团的核心要地，这也不影响阴谋论的效果：当地有许多防务承包商，对很多人而言，西方与苏联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意味着切实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小布什政府精心煽起了“安全妈妈”的焦虑情绪，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郊区武士”的反叛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只要看到有政客似乎与自己有相同的担忧，便会投奔到其麾下。

不论保守主义运动创立者的论调是多么冠冕堂皇，在能趁着民众的恐慌而从中渔利时，他们几乎从不犹豫。在“新保守派”逐渐演变为保守主义运动的主体时，一些成员从中脱离出去，政治哲学家彼得·维里克（Peter Viereck）便是其中之一。在1962年《新共和》杂志的《新保守主义：其创立者之一询问出了什么差错》一文中，他指出新保守派的许多头面人物“未能通过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诱惑的严峻考验，就像亲共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未能通过共产主义诱惑的严峻考验一样”。其实正如维里克所指出的，戈德华特“至死都是麦卡锡暴政的热情捍卫者”。与里根一样，戈德华特本是个偏激而凶险的人物，后来却被世俗的历史描绘得大为平和温良。尽管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最终与约翰·伯奇（John Birch）协会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小心地不去谴责该协会及其信奉的阴谋论。

所以说，保守主义运动找到了办法来迎合两股民间情绪，即白人的逆反心理与对共产主义的焦虑，并以此建立了一个群众基础。有了这个群众基础，还尚不足以将20世纪50年代处在政治边缘的“新保守派”转变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与这个群众基础的兴起相配合，另一种基础也被建立起来了。这一基础无法带来选票，却能带来现金，即商界的热烈资助。

打造商业基础

现如今，对于商界大都坚定支持极右派这一点，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制药业希望其垄断权不受干扰，继续维持下去；保险业希望把全民医疗福利拒之门外；电力公司希望不受环保法规的干涉；所有产业都想要减免税收。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人们对“新政”的辉煌成果依然记忆犹新，大公司在政治上可谓小心谨慎。保守主义运动最初的商业根基主要在于较小的、往往是私人拥有的企业，工会是其首当其冲的对象。

现在很难理解工会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1998年《时代》杂志将华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评为20世纪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许令其读者微感诧异。鲁瑟从1946年开始担任“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直到1970年去世。到20世纪末，美国的工会主义早已大不如前，而鲁瑟已几乎被人遗忘。但鲁瑟曾是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且还令一些人心惊胆战。1958年，戈德华特宣称“鲁瑟威胁比‘斯普特尼克’卫星还要危险，也超过了苏联可能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