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2 / 3）

组织的劳工发挥了强大而明显的作用。超过30%的非农业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不到12%。美国当时的工会参与率高于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国，与西德的差距也不是很大。除了经济影响外，工会还扮演着核心的政治角色，成为民主党在南方之外的中流砥柱与力量源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工会认定为不可改变的现实。

当时的情况也许让人觉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劳工运动的非凡胜利之后，工会已确定无疑地取得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合法地位。但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胜利是有缺憾的。第一，“新政”创造了一个福利国家，但与其他富裕国家取得的福利成就相比尚有差距，尤其在医疗福利方面。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工会被迫奋力争取私人部门提供福利。而当工会这么做时，回潮的抵制就扑面而来。第二，虽然工会参与率较高，但在地区间很不均衡：许多地方仍对工会抱有敌意，从而为反工会的政客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场所。

先谈有缺憾的福利国家。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辛之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出现了一定形式的福利国家，但这些福利国家的程度各异。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对退休收入建立了相当慷慨的公共保障，与其他富裕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更好；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福利国家就远不如其他国家完整，尤其是有保障的医疗保险从未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确实有医疗保险，许多工人有残疾保险，相当数量的人享受慷慨的失业与退休津贴，不过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而是私人雇主提供的。正如政治学家雅各布·哈克所指出的，美国战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体制，如从社会福利开支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来衡量，几乎与西欧的福利国家体制有相同的规模。但在美国，福利开支大多来自于私人雇主，而不是国家。

私人雇主为何提供所有上述福利？原因之一是，那时提供保险是吸引雇员的好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有工资管制，公司无法以提高工资来争夺稀缺的劳动力。另外，福利形式的报酬有不用交所得税的优点，所以对于领取者而言，以医疗福利形式发给雇员的一美元，要比直接作为薪水支付的一美元价值更大。但在战后，福利成为工会谈判的主要目标之一。在解释鲁瑟为何位列百人之中时，《时代》写道：

鲁瑟坚持不懈地争取新的、更好的福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会就赢得了在今天的雇员看来理所应当的东西。年复一年，工人获得了全面的医疗计划、学费返还计划、人寿保险、利润分成、解雇费、预付费法律服务计划、近亲属亡故休假、履行陪审义务补助，如此等等，同时其休假、节日与休息时间也有所改善。汽车公司等雇员众多的公司并未因这些要求而不堪重负：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海外企业的大举竞争，因而公司可以将较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毕竟每家汽车制造商、每家钢铁公司都明白，其国内的竞争对手在谈判相同的劳资合同条款。但在百货公司等中型企业的所有者看来，工会的要求就不是这么易于接受了。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必应对国际竞争，但它面临着或许未建立工会的其他企业的竞争，包括极小的企业、夫妻零售店等，这些企业因为太小而不会成为工会的目标。中型企业的所有者对工会得陇望蜀的要求感到愤怒，甚至视之为威胁。

戈德华特的家族在凤凰城拥有一家百货公司。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他的名著《风暴来临之前：巴里·戈德华特与美国共识的破灭》（Before the Storm: Barry Goldwater and the Unmaking of the American Consensus）中所说的，戈德华特是位“商贩王子”—他所属的阶层最倾向于抵制工会运动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波斯坦因指出，中型家族经营企业的所有者是“马尼恩派”运动的中流砥柱，该派是保守主义运动的奠基力量之一—圣母大学法学院院长克莱伦斯·马尼恩（Clarence Manion）以直邮的方式声讨他认定盘踞在政府中的“国际主义者、全球一统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马尼恩派”的先驱。

戈德华特来自亚利桑那州。该州宪法有关于“工作权”的规定，即禁止订立要求一个公司的工人必须是工会成员的合同。由此可见，“新政”时代的劳工胜利之所以未在美国政治体制中牢靠地树立起工会的地位，还有另一个原因：虽然缔结工会的做法在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已稳固地扎下根基，但在后来人称“阳光地带”的地区，工会远没有那么普遍、强大。在20世纪50年代，南方制造业工人参与工会的比例只有中西部工人的一半左右。当国家的工业基地与人口向南、向西迁移时，许多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阳光地带”既有权力结构中的大多数人，希望能把劳工运动甩在身后。

戈德华特尖锐的反工会主张令他举国闻名。在参议院调查被人指控的工会腐败案件时，他发表了所谓鲁瑟是莫大威胁的言论。但调查者用尽全力也未能发现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