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部分（3 / 3）

瑟有一丁点儿的不当行为：他很廉洁自律，就连在为工会事务出差时，衣物干洗的费用也是自己出的。要找真正的腐败，应该去看看吉米·霍法（Jimmy Hoffa）领导的“卡车司机工会”，那也是为数极少的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工会之一。尽管如此，戈德华特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仍巩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被视为共和党中崛起的右翼领导人。

反工会主义使保守主义运动在商界获得了第一块稳固阵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仇恨工会的企业主对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而这一支持是有回报的。正如我将在第8章阐述的，在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的右转强化了商界的势力，使之可以对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摧毁工会运动，而这给工资不均状况与政治力量的平衡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把知识阶层纳入麾下

在保守主义运动取得群众基础并在商界扎下牢固根基的同时，它也在赢得一个可谓“党派知识分子”的阶层。当然，以巴克利与《国家评论》为代表的最早的“新保守派”就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那样，在任何公共政策讨论中都不停地通过各种研究与文章敲锣打鼓，表面上似乎是严肃治学，其实却是始终不渝地拥护右派立场。直到“新保守派”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群体新保守主义者联手时，保守主义运动的知识阶层才真正成形，而这两派人士都不断地从一个强大的基础制度架构中谋到职位。

新保守主义的源头大体可追溯到两个群体：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以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为首、与《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学家。前者主导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击，后者则奋起反叛“伟大社会”。

在二者中，保守主义经济学知识阶层的兴起在先。其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本质使然，经济学家有滑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天然倾向。正如由亚当·斯密发现并经许多代经济学家阐发的，市场往往有办法令私利服务于公益。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在他人需要一些商品时，生产出他们需要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力而正确的发现。就算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有效性，也保持着清醒的敬意。

但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正轨。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它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而且对于“政府在总体经济中的作用应逐渐增强”这一点，也予以认同。

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回归旧日的信仰。到20世纪40年代末，弗里德曼及其同事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