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6 部分（2 / 3）

度都低于平均水平，而只有在第90个百分位以上的人才享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幅。也就是说，普通美国工人的有限收益与10%最富者超出一般的收益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

最大的好处则落入了极富者的囊中。在奥利弗·斯通1987年执导的影片《华尔街》中，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隐约以伊凡·布斯基（Ivan Boesky）为原型的敌意收购大鳄戈登·科克，嘲笑由他荫庇的一个人胸无大志，后者由查利·希恩饰演。“你想不想成为另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的家伙，每年挣40万美元，坐头等舱，舒舒服服的？”

当时年收入达到40万美元，就能位列薪酬分配中的大约第99.9个百分位。这看上去已很不错了。但正如斯通所意识到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高收入者内部发生了一些令人震惊的事：富人与仅仅衣食无忧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超级富豪与普通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10%最富者中处在下方的一半人大体为年收入10万~15万美元的人，虽然要比在他们下面的美国人过得好，但仍有缺憾：事实上，在1973年之后他们收入的增幅远不及战后繁荣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过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好的人，就只有最富的1%了。而再往上走，收入增长率就高得离谱—0.1%最富者的收入增长了4倍，而0.01%的最富美国人要比1973年时富裕7倍。

这些人是谁，他们为何胜过别人那么多？在最早的“镀金年代”，高收入者的收入一般来自他们拥有的资产：经济精英拥有宝贵的土地、矿产及获利丰厚的公司。直到今天，与薪酬收入相比，资本收益（即来自股票、债券、房地产等资产的收益）仍高度集中在一小群人手中。“业主收入”（即公司所有权产生的收入）也是如此。但精英地位已不再主要构建于所有权之上。现如今，就算是千万富豪，其收入的主要形式也是劳动报酬。

不用说，这里的“劳动”当然不是指为挣一点儿计时工资而艰辛劳作。如果说在1905年左右，典型的高收入美国人是那些拥有工厂的产业贵族，那么其100年后的翻版便是高级管理人员，他们获得高昂的奖金、股票期权等劳动报酬。就算在最顶端，即收入最高的0.01%、十万人里挑一的富人，其收入也有将近一半是薪酬。

粗略的估计是，这群超级精英的工资收入约一半来自于做大公司高管的所得—不仅是CEO，还包括其下的一些职位。最顶端0.01%人口除了高管外，似乎主要是体育与娱乐明星。

所以，从直觉来看，收入不平等总体上的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获得社会报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报酬一直很丰厚，但现在却丰厚得离谱。

问题显然是，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一般而言，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收入的大分化，有两种相互抵触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其根源是技术需求的提高，而技术需求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推动之下的科技变化—那些想让人觉得自己理性明智的人喜欢这么说；另一种解释则强调制度、规范与政治权力的变化。

科技进步会加大收入不平等吗

对不平等加剧的一般解释（姑且称之为安全解释，因为那些不想招惹是非的人喜欢这一解释）是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是对熟练劳动力需求的提升，而后者主要是科技变化推动的。例如，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拉齐尔就这样说道：

收入不均大体反映了“技能投资”收益的增多，“技能投资”是指工作者完成更多的学业、获得更多的培训、获取新的本领……技能高超者与技能不善者的收入相差如此悬殊，原因何在？经济学家大多认为，这从根本上可以归因于近二三十年来的科技变化。在我们这个科技先进的社会，与科技相对落后的社会相比，技能的价值更高……随着电脑重要性的日增，一个工作者要有效地生产，学校所要求的技能、通过在职学习而获取的技能都近乎是不可或缺的。人们今天所做的普通工作与1900年或1970年的普通工作相比，对技能水平的需求要高得多。引申一下拉齐尔的话：以个人电脑、手机、局域网、互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需要更多有完备正式训练的人以制造、规划、运行和修理这些新玩意儿。与此同时，对重复性工作者的需求减少。例如，与1970年相比，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大大减少，因为有了文字处理程序，打字员已经基本不需要了，有了网络，对文件归档与修订的需求也大大减少了，但经理人数仍与以往相同。与局域网连接的条形码扫描器减少了必需的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人数，但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个经济体中，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科技变化提高了技术需求，从而导致收入不均的加剧，这一假说流传甚广，以至于在各种大会上，经济学家常常不加解释地使用SBTC这一缩写，其意思是“技能偏向型的技术变化”，仿佛听众都明白其含义一样。这一假说之所以吸引人，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时间上说得过去：收入不均的加剧，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