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部分（3 / 3）

不定确有此事，他们都在节食。”

演讲的结尾又甚为突兀地转向另一个话题，听起来似乎是呼吁在军事上对抗共产主义：

那些想用我们的自由来交换福利国家的饥民赈济处的人已告诉我们，他们有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他们把这称为“包容政策”。他们说，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所有反对他们的人都被指控为好战分子。以任何正常的标准看，这都算不上一篇伟大的演讲。但布劳德与汉斯说对了：演讲影响巨大。《国家评论》那种居高临下的、坚定的托利党式的语调，只有一群持精英治国论的少数派能理解，他们数量极少又富裕、自恋。里根找到了一种方法，虽然倡导的政策大体相同，但在语言上却迎合普通人的认识和偏见。人们会被巴克利的冗长句法绕得晕头转向，不想了解、也不关心佛朗哥大元帅到底如何拯救了西班牙的灵魂，但他们却会对里根的演讲产生共鸣。里根找到了一条能为保守主义运动提供真正的群众基础的道路。

里根的方法之一就是大谈小政府的好处，从而不必发表公开的种族主义言论，便能善加利用抵制“新政”的白人。就算他并没有痛斥福利骗局，大家也都明白他指的是谁；他严厉抨击浪费纳税人金钱的官僚大军，显然也是说给一些选民听的，那些人觉得他们的钱正在被人夺走，花在一些不知姓名的张三李四身上。

不过，里根还利用了社会底层对共产主义的焦虑，那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乔治·克鲁尼在2005年拍摄了《晚安，好运》，把爱德华·莫罗对抗麦卡锡的行动搬上银幕，这绝非偶然。对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来说，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但敌人的实情是迥然不同的：拥有核武器的苏联确实威胁到了美国的存在，而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没有，并且与“邪恶轴心”不同，“华约”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心理上，对20世纪50年代共产主义威胁的反应，却与今天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颇为相似，而且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讽刺的是，身为超级大国也有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很难向本国公民解释这种力量是有限度的。加拿大人就不会费心去想本国政府为何无力将其意志强加给世界，但美国人很容易就会相信，单凭武力就能消灭那些威胁美国的人，至于任何呼吁克制的人，说好听了是软弱，说不好听的话就是里通外国。

其实克制姿态是唯一理智的选择。和现代恐怖主义一样，五六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可以遏制但无法消灭的威胁。而且遏制战略（避免直接以武力来推翻共产主义政权、只打防御性的战争、以援助和外交制衡苏联的影响力）最终大获全胜：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而美国确定无疑地赢得了“冷战”。但在那些认为克制就是软弱、堕落的人看来，这一战略是怯懦的，呼吁理性应对恐怖主义的主张也是如此。里根把遏制战略讽刺为如下信念：“只要我们不与敌人做任何直接对抗，敌人就会忘记其邪恶之道，学会喜爱我们。”40年后的迪克·切尼与他遥相呼应：当约翰·克里说，最好把“反恐战争”看成一个打击犯罪的问题时，就遭到切尼的嘲讽。

里根认为那些主张遏制的人是软弱的愚人，鼓吹“一项不战胜敌人便能实现和平的空想方案”。以麦卡锡为代表的其他右翼人士认为那些人是叛徒，甚至在麦卡锡失势后还有许多人坚持这一看法：

如果不是这个政府里的高官合谋把我们带入灾祸，我们怎么能解释当前的处境？这一定是由一起大阴谋导致的，其规模之大足以让人类史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