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部分（2 / 3）

会规则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简单地查询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便能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南方的白人是否有权在其不占人数优势的地区采取一定的必要措施，以保持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清醒的回答是“有权”，换言之，白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利，是因为就目前而言他们是先进的种族……《国家评论》相信，南方的假定是正确的。如果多数人的意愿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返祖，那么阻挠多数人虽是不民主的，但也许是文明的。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而言，宣示并遵守文明的准则，要比屈从于多数派的要求更为重要。有时，坚持少数派的意愿会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让步，而社会将退步；有时少数派只有依靠暴力才能维持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派必须进行抉择：维持其意志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付出可怕的暴力代价。该社论不屑一顾的“生而‘平等’的美国公民所享权利的总目”，按理应该就是人称《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那份文件。而该社论所提到的，有时为免使社会退步而值得付出的“可怕的暴力代价”指的是什么？在1957年年末，巴克利在其《西班牙来信》（Letter from Spain）一文中对此给予了说明：

佛朗哥将军是位真正的民族英雄。人们普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天赋、毅力以及对自身事业的坚持不懈集于一身。一些幻想家、空谈家与虚无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要把一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强加给西班牙，那个政权玷污了西班牙的灵魂，甚至磨灭了西班牙的历史特性。将西班牙从他们手中夺回来，需要佛朗哥的这些禀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关键支援之下推翻的那个“极为怪诞的政权”，其实是西班牙的民选政府。佛朗哥用以保护西班牙“灵魂”的方法包括滥杀无辜，以及把政治反对者与任何疑为政治反对者的人投入集中营。而且，在巴克利赞颂那位独裁者时，这些都不是陈年旧事：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所说的，晚至20世纪70年代，反对佛朗哥的人“依然遭受警方的恐怖对待与处决”。

在这些文章发表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保守主义运动已学会了更加婉转地表达意思。现如今他们自称是奉扬自由与个人选择的标兵。但从一开始，这一运动就是极为不民主的，将保卫宗教与财产视为第一要务。《上帝和耶鲁人》的第1章谴责学校不“亲近基督教”，第2章的标题虽然是“耶鲁的个人主义”，但其内容却主要是攻击那些讲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有所赞许的教授。在他们看来，如果民主不能创造一种环境，充分地保护宗教与财产，那还不如没有民主。

但实情是，美国从未出现过佛朗哥，指望将来涌现一位佛朗哥这样的人物也不切实际。要在这个国家获取权力，新的保守派必须控制一个政党，并赢得选举。

从群众基础下手

1964年，保守派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并提名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不过，对于右派而言，这不过是个虚幻的黎明。羽翼未丰的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提名戈德华特，唯一的原因是当时突生变故，共和党上层猝不及防。要赢得全国性选举，该运动仍然毫无良方，戈德华特终遭惨败。要实现既定目标，保守主义运动需要更宽广的根基。而为此指明出路的人，便是罗纳德·里根。

1964年10月27日，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后来失败的竞选班子做了一次电视演讲。嗣后两位记者戴维·布劳德（David Broder）与斯蒂芬·汉斯（Stephen Hess）评论其为：“自1896年威廉·布赖恩在民主党大会上以名为《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的演说振奋全场以来，最为成功的全国性政治亮相。”里根演讲的正式题目是《抉择的时机》（A Time for Choosing），但后来它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里根的演讲”。

这不是林肯在库伯学院的那种演讲，用“痛骂”来形容里根的演讲已算是恭维了。里根痛骂大政府的邪恶，但论据却不合逻辑，都是些含混不清的统计数字与奇闻逸事。

我们把那些统计数字称为“误导”，把奇闻逸事当成“可疑”，已算是给里根面子了。里根宣称“联邦雇员有250万之众，本国1/6的劳动力受雇于联邦、州与地方政府”，这让人觉得存在着一个庞大而无用的官僚机构。如果人们事先知道那些所谓的无用官僚其实是在做什么，他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1964年将近2/3的联邦雇员在国防部与邮政部门工作，而州与地方的雇员大多是教师、警察或消防员。他讲了一个故事来抨击“障残儿童家庭补助”，说一位有七个孩子的妇女想离婚，因为她的福利收入将超过丈夫的工资，他称这故事是从洛杉矶一位不知姓名的法官那里听来的。

里根还表现得异常冷漠无情，他说：“四年前有人告诉我们，每晚有1 700万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这指的是约翰·肯尼迪在竞选中的一个说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