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1 / 3）

众的视线。

轻松的寡头政治成为一种长久的模式，但1896年的大选却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时间，平民主义似乎确实对财阀统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平民主义失败了，其原因不单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青睐那些资金雄厚、组织完备的人,也是因为平民主义的领导层缺乏一种将那些可从改变中获益的不同群体连接起来、弥合其分歧的能力。在种族与地域千差万别的浅水区航行时，平民主义这艘船搁浅了。

美国的政治裂痕

商业利益阶层与富人在1896年的恐惧并非反映过激：许多美国人对自身处境深感愤慨。农民受粮价下跌、债务缠身之苦，怨声载道，躁动不安。许多产业工人也是如此，他们或是丢失了工作，或是在1893年市场恐慌之后的经济衰退中被削减了薪资。虽说在那个年代，用武力对付工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尽管如此，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普尔曼罢工遭遇的镇压之残暴也是骇人听闻的。

但最终，身为民主党人并获人民党提名的布赖恩依然失败。财力的缺乏与选举造假的泛滥是他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布赖恩也未能将美国怨言满腹的各个群体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

这不足为怪。“镀金年代”经济秩序中的输家，也就是最终从“新政”中获益巨大的那些群体，是沿着三条断层分裂开来的。在1896年，这三条断层或许是无法弥合的，而且布赖恩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能够弥合这三条断层的合适人选。

首要的一条便是城乡分割。虽然1896年的美国已是一个工业强国，但人们大多依然以土地为生。1890年，64%的美国人住在乡下，还有14%的人住在2.5万人以下的城镇。城市居民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即便晚至1930年，美国的大多数选民依然来自农村与小城镇。

然而，要组织一个有影响的革新联盟，就需要城市工人，因为单一的农村运动无力赢得白宫。但人民党人来自美国农村与小城镇，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去争取城市里的潜在盟友。布赖恩决定，几乎全盘以银币的自由铸造问题作为竞选主题，实际上是要求采取刺激通货膨胀的政策，以降低农民的债务负担，但此事与城市工人完全无关。

农民与城市工人无法协力并进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与土生土长者之间的文化与社会鸿沟。移民占人口的比例在1910年达到14.7%的高峰，他们大都住在城市地区，尤其集中在最大的城市里。那一年，41%的纽约居民是在外国出生的。本土的美国人的确将这些移民视为外国人。直到20世纪爱尔兰人还被看成寓居的外人：1928年爱尔兰裔美国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Al Smith）竞选时，就遭“三K党”人以燃烧的十字架对待。那时，爱尔兰人已经是美国种族混合体里年代久远、根基深厚的一部分，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移民人群，即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等族裔还不如爱尔兰人的境遇。当时人们以同样的敌意对待这些移民，声称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眼下墨西哥移民所遭遇的最偏激的对待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民与移民的互不理解因为禁酒令而变得更加严重。现在很难理解那时的人们为何要将酒视为洪水猛兽，极度的恐惧甚至促发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我们需要时刻谨记，我们所认定的本应主宰昔日美国政治的重大议题，常常被一些事后看起来很荒诞的争议挤出公共视野）。而且农村抵制酿酒的地方往往也是禁酒运动如火如荼的地方：堪萨斯州既是平民主义的诞生地，也是禁酒令的故乡。有人也许会说，禁酒令就是最初拿“价值观”做文章的例子，它经过了天衣无缝的策划，目的是要在贫穷的新教农民与贫穷的城市工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后者有许多来自天主教文化圈，将饮酒视为一种正常的、毫不奇怪的生活方式。但公允地说，当时的两党都因禁酒令而分裂。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裂痕是最难以弥合的。作为一个现实问题，这只受到南方人民党人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黑人在南方之外的比例很小。但在南方，黑人占人口的1/3，绝大多数是穷困的农民。白人农民与另一肤色的农民有许多共同的经济利益，他们会否与后者协力并进呢？

长远地看，答案是否定的。本书的主题之一将是，种族敌对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广泛、深入而且恶劣的影响，基本上是让保守派获益。但也可看看当初有可能走的另一条道路。南方人民党人的领袖、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Tom Watson）在1892年不同凡响的《南方黑人问题》一文中呼吁两个种族结盟。

为何黑人受到的宣教总是：他的白人邻居恨他，而敲骨吸髓地对他征税的北方人爱他？我的佃户为何不能将我当成朋友，反而要把那剥削我们两人的制造商视为朋友？为什么我们要长期实施将黑人推向北方政治家怀抱的政策……20年来，南方原本每时每刻都可以将金钱势力弃如敝屣，耐心地教导黑人，倘若我们的体制不伤害他们，我们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