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部分（2 / 3）

中也不会境遇悲凉；倘若我们的法律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那么在这样的法律之下，我们也不会繁盛兴隆……因此在我看来，结论似乎是：南方的两个种族努力挣脱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他们会意识到，导致各自处境的原因相同，解救之道也相同；在废弃恶法、订立良法的努力中，他们应彼此互助，他们应结成政治盟友，一损俱损。伸张正义，对彼此都有利。而基于互利、互谅与互助的一般性准则采取行动，将使今日变为未来和平与繁荣的基石。但沃森提议的联盟从未成形。在1896年赢得人民党与民主党的共同提名，使他可以同时代表两党参选，而当时沃森只在布赖恩的人民党候选名单上是副总统提名人。在民主党候选名单上，布赖恩选择了一位保守的南方人做竞选搭档。于是，组建一个跨越种族鸿沟的平民主义联盟的机会就失去了，这个机会直到几十年后才重现。沃森本人在晚年变成了一个粗暴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反天主教、反犹分子。

19世纪90年代重创平民主义的裂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在重创改革者，只需看看1924年和1928年的总统大选就一目了然。1924年，由于城乡之间的水火不容，民主党大会至少需投票103次才能选定一名候选人。纽约州州长、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阿尔·史密斯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但在大会上，他遭到了伍德罗·威尔逊之婿威廉·麦卡杜的反对。麦卡杜本是个公司法方面的律师，却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文化平民主义分子—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很常见。正如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的，他“照着布赖恩的形象打扮自己……他迎合‘圣经地带’（指美国南部与中西部新教正统派流行的一些州。—译者注）的宗教狂热。他甚至小心地对‘三K党’不置可否”。在大会上曾有人提议将谴责“三K党”的内容写入会议纲领，却以一票之差遭到了否决。最后史密斯和麦卡杜均未获提名，胜出者是位折中派候选人、西弗吉尼亚州的约翰·戴维斯。副总统提名人是布赖恩的弟弟。不用说，这个竞选组合最后一败涂地。

四年后，史密斯在第一轮投票中即轻松获得提名，但旧日冤仇很快再度露头。一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致信麦卡杜说，史密斯打算取悦以下人：“外国人，他们觉得‘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旧日美国令人憎恨，必须将其打倒在地、加以羞辱；北方黑人，他们渴望在社会上平起平坐，赢得种族优势；天主教徒，有人让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格入主白宫；犹太人，也将有人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感觉，即上帝的选民严惩旧日美国的时机已到。”在选战中，“三K党”一直在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在史密斯的车队驶过俄克拉何马州时，他能看到熊熊燃烧的十字架。那个年代南方一般是民主党的坚实地盘，但史密斯还是输掉了所有的边界州，以及旧邦联的五个州。

简言之，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经济利益相同的人群由于内部的文化与种族裂痕，无法对极端的贫富分化构成有影响力的政治挑战。今昔的区别在于，“长镀金年代”的裂痕比今天要大很多。在那时，即便在政界领袖里，眼界能超越这些裂痕的人也比较少。这就让我们看到“长镀金年代”的另一个特征：保守的反政府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的统治。

保守派的思想统治

1923年1月7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名为《国家税负日增，威胁国民福利》的专论。该文用了头号大标题，还有如下的大吹大擂：“世界各国增长率公布：美国人均联邦税为战前之6倍，公共开支剧增。”该文认为，之前10年的支出增长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并给出不祥的警告：“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时，公共开支规模依旧维持高位。其结果是，沉重的税负继续导致各国资源的大量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是作为新闻而非评论刊发的。它介绍了“全美工业会议”的一份研究成果，展示了过度征税的恶劣影响，但绝口不提该研究结论是否会遭人质疑。

而大标题掩盖的实际情况是，联邦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从战前的2%上升到战后的4.7%。这一增长基本与战争有关，即便在“轰鸣的枪炮声停息”后，仍有战时债务要还，有退伍军人津贴要付。与战争无关的开支的确上升了，但只是从战前占GNP的0.6%上升到战后的0.9%。而且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共和党重新主宰政坛10年之后，与战争无关的开支占GNP的比例又降回战前水平。

今天的自由派经常抱怨，保守主义运动已经成功地将反政府的意识形态植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本书后面的几章将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但在“长镀金年代”，反政府意识形态要比现在严重得多，估计今天的保守派也要为之羡慕。在那个时代，正式的评论也都持以下的观点：征税会产生破坏性经济影响；缓解贫困与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是很不负责任的；如有人主张放任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应加以改善，那么他一定是个沾染了欧洲理念的危险激进分子。

我们不应忽视一点，当时确有不少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具体来说，在“长镀金年代”，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