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部分（1 / 3）

这是个重要的信息。极度不平等局面在整个“爵士乐时代”（Jazz Ag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间的时期）的持续，是支撑本书一个中心论点的第一条论据。这个论点是：中产阶级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我们手上有关20世纪早期的数据没有一项显示说，美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为那个我所生长的相对平等的社会的。那个社会的形成要靠罗斯福与“新政”。

有什么证据表明，就最关键的特征而言，“镀金年代”确实贯穿了20世纪20年代呢？不需要翔实的统计数据便能计算出的一个有用数字就是美国超级富豪的人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兼经济史学家J·布拉德福特·德龙（J. Bradford DeLong）曾计算过“亿万富翁”的人数，他对“亿万富翁”的定义是，财富超过2万名普通美国工人年总产值的人（在他给出这一衡量尺度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数字约为10亿美元，但今天已接近20亿美元）。根据德龙的计算，1900年美国有22名亿万富翁，到1925年达到32个。可见在整个“进步时代”，亿万富翁人数的增速与人口增速大致相当。只是在“新政”实施后，亿万富翁才大体退出人们的视野，在1957年降到16名，1968年降到13名（当今有约160名美国人符合德龙设定的标准）。

“镀金年代”的亿万富翁恰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那是一些以不义手段暴富的人，从铁路、制造业及石油、煤炭等开采业中大发横财的人。1915年洛克菲勒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两位钢铁大佬亨利·费利克与安德鲁·卡内基，然后是一群铁路修建商和金融家，以及亨利·福特。

亿万富翁数目的这项证据，与大地产规模等其余证据吻合，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末财富集中于最富阶层的程度与1900年大体相当。之后，随着“新政”时代的到来，这一集中程度便迅速降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镀金年代”的种种不平等都成了远去的传说，所有人都相信那样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它现已归来。

与现今的严重不平等一样，“长镀金年代”的严重不平等部分反映了劳工谈判地位的弱势。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大雇主可以根据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随心所欲地决定薪资与工作条件，几乎不用担心会遭遇有组织的抵制。罢工往往会被武力破坏，一般情况下是被雇主雇用的工贼破坏，但有时是州一级的民兵组织或联邦军队介入，如1892年的卡内基霍姆斯特德钢厂罢工与1894年的普尔曼罢工。1900年之后，工会的数量逐渐增多，其影响也渐趋强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达到一个高峰。但雇主的反攻迫使劳工再度后退，工会成员在1924年曾达到劳工总数的17%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末又降回到11%以下，这与当前的水平大致相当。

严重不平等的存在，并不是说工人未能享受任何进步的果实。不平等虽然严重，但其状况大体保持稳定，因此在“长镀金年代”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惠及了所有阶层：与19世纪70年代相比，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生活大都大大改善了。也就是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许多美国工人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在“长镀金年代”并未发生，尤其是城市工人，其生活质量在“长镀金年代”大大提高：饮食与医疗条件改善；即便是廉租公寓，也通常配备室内卫生管道与供电系统；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出现扩展了个人的视野。[2]

但是，我们不应被这些进步所误导，从而对长年累月真切的贫穷与匮乏视而不见。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美国工人仍然一贫如洗，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那些不幸者（失业大军、受工伤的人或者没有子女的老人）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因为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福利、贫民救济食品券之类的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也根本没有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险计划，如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很小，除了极为富裕的人群之外，所有人的税负都非常低。例如，在20年代中期，1万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而年收入1万美元者便位列收入分配体系中最高的1%—但他们缴的所得税不到其收入的1%，而今天处在同样位置的人要缴20%左右的收入，所以那个阶段是富人的美妙时光。另一方面，由于现在美国最穷的1/5人口的收入大都来自低收入补助计划，故而与今天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做穷人要艰辛得多。

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长镀金年代”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收入不均状况又很严重，并且在一个民主体制中，低薪工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了税负极低的精英，为什么当时却没有人发出有影响的呼声，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来“劫富济贫”呢？

当时已经有了累进税制与福利国家的观念，甚至在一些地方已实施了相关的政策，所以原因并不在于没有先例。在德国，俾斯麦于19世纪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