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困境（6 / 8）

好这个傀儡，郑芝龙还是挺够意思的，又送美女又送钱。

如果换作朱由崧，也就糊里糊涂地凑合过了，偏偏朱聿键是个宁死不做“孬种”的“愣种”，不愿意做郑芝龙的摆设，他希望“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在自己身上终结。

福州政权建立以后，在朱聿键与郑芝龙为首的郑氏集团之间，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激情上演。

朱聿键就想跟郑芝龙扯清楚一个问题：咱俩到底谁是爷？

郑芝龙有兵权，朱聿键只有龙椅。为了摆脱郑芝龙的控制，朱聿键能想到的第一招，自然是“以文制武”的朝廷制度。宋朝和明朝的历史经验证明，这一招是相当管用的，而且明朝的制度也是这么规定的。

这个“祖制”在和平时期无可争议，但在战乱时期，朝廷所倚重的武将难免有些不服气。不过，由于文臣控制着财政，拥兵自重的武将并不敢蛮横得太离谱。即便是弘光时期飞扬跋扈的四镇总兵，表面上还是要服从马士英、史可法等文臣的节制，不然没了军饷，只有喝西北风。

到了郑芝龙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拥戴朱聿键的“定策之功”，又在福建一家独大，不仅军事实力庞大，还掌握着福建的经济大权。说得直白一点，郑芝龙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文臣空有一张嘴壳子，手握一支笔杆子，力量严重不对等。

文武力量如此悬殊，特别是财政还掌握在军队的手里，“以文制武”无异于痴人说梦。果然，郑芝龙很快就向文臣发难。

——首席武将郑芝龙、首席文臣黄道周，都是首席，上朝的时候谁排第一位？

按“以文制武”的“祖制”，当然应该黄道周排第一，但郑芝龙坚持“与时俱进”，用实力说话。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朱聿键表态，支持黄道周的意见，按“祖制”行事。郑芝龙不好为这么一点小事当廷翻脸，只有先忍下这口气。

“忍”只是表面文章，郑芝龙并没打算就此罢休。他指使手下频繁上疏，弹劾黄道周过于“迂腐”，难当首辅之任。朱聿键也不是傻子，知道这些人都是受郑芝龙的指使，当廷下诏严惩，替黄道周撑腰，君臣的矛盾开始公开化、激烈化。

此后不久，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又遭到户部尚书何楷的弹劾。原因很简单，朱聿键去郊祀，郑氏兄弟竟然“称疾不从”。何楷忍无可忍，上疏弹劾他们“无人臣礼，宜正其辜”。还有一次，郑鸿逵公然在朝堂上挥扇消暑，也遭到何楷当面痛斥。

朱聿键认为仗义执言的何楷忠勇可嘉，擢升为左佥都御史。不难想象，何楷遭到了郑氏兄弟的嫉恨，处处受刁难，时时受排挤。不堪其辱的何楷愤然去职，郑氏兄弟又派人扮作强盗半道截杀，割去何楷一只耳朵，向朱聿键示威。当时流传一句民谣：“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足见郑氏兄弟当时是多么肆无忌惮。

文武之争使得朱聿键与郑芝龙的矛盾公开化，而朱聿键对鲁监国使者的严厉处治，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的隔阂。

话说回来，君臣吵架是常事，该干的活还得干。既然已经制定了“联寇抗清”的策略，实现的方式还需要君臣讨论清楚。令人悲催的是，朱聿键与郑芝龙在这个问题上又掐架了，不断尖锐的君臣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朱聿键希望有所作为，光复故土，但他没有军队，必须倚重郑芝龙这样的实权派。郑芝龙手握重兵，却只想偏安一隅，“挟天子以令诸侯”，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可以说，出兵抗清关乎两人的“核心利益”，因此君臣矛盾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转入白热化。

隆武元年（1645年）七月，福州接到情报，江西布政使夏万亨等人拥戴益王朱由本，在建昌府（今江西南城，距福建边境一百多里）起兵，抚州也爆发了曾亨应〔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原吏部文选主事〕领导的起义。朱聿键当即下诏，要求郑芝龙率兵前去接应，但郑芝龙不同意。

早在讨论作战方略时，郑芝龙就给朱聿键算了一笔账。福建有二十万军队，首先要驻守福建边境的险关，共计一百七十多处，总共需要十万人。剩下十万人今冬操练，明春才能出征。郑芝龙信誓旦旦地说，等到明年春天，福建的军队就能分两路北上，一路经仙霞关进入浙江，一路经杉关进入江西。

且不说夏万亨、曾亨应能否撑到明年开春，就算按计划行事，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朱聿键解决：钱！郑芝龙声称，以福建、两广的税赋收入，应付二十万军队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更不要说出去打仗了。

郑芝龙比划了半天，其实只有一句话：没钱，打个屁的仗？

朱聿键也不是傻子，郑芝龙表面上哭穷，背地里不知捞了多少外财。郑芝龙耍心眼，朱聿键也耍无赖：反正枪杆子在你手里，钱袋子也在你手里，自己看着办吧！

经不住朱聿键和群臣的反复督促，郑芝龙只得装模作样地兵分两路出福建北上。一路由郑鸿逵率领，出仙霞关向衢州、严州一带运动，接应张国维、方国安的鲁监国军队。一路由郑彩率领，出杉关进入江西，接应建昌的夏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