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 2）

了吧？他在北京，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有一段时间，他被调到了珍宝岛那边，这时候已经是六十年代末了，珍宝岛战役打完以后，他回来就出了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晚，解雨臣在办公室里被一群人围住了。

“有人举报了他，说解雨臣在干校教学期间抹黑过毛主席，”吴邪沉下眼眸，“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懂那种感情吗，就是崇拜，或者说，信仰。我们有很多人，对毛主席就是这个心情。举报他的人说，他在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毛主席曾经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对国家领袖的污蔑，伟大的毛主席不可能在水沟里藏身。”

“从这个时候起，有人来找我谈话……叫我跟解雨臣划清界限，我没那么干，我觉得他不可能这样做，我想过去北京看他，但那时候他已经被关进干校了，天天都在写检讨、汇报……我见不到他，胖子也见不到。”

“他在里面一直被关到一九七零年，然后，霍秀秀找到了他。”

“我想不到还会有人来看我。”解雨臣坐在椅子上，揉了揉青黑色的眼角。他的眼睛已经不如先前那样明亮了，霍秀秀看得出来。

“我……我听说你在这里。”她绞紧手指，浑身都在发抖，“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可以……污蔑毛主席呢？”

解雨臣疲惫地看了她一眼，摇摇头。在他的沉默之中，霍秀秀安静地退了出去。

她没有离开。

她去街上找了很多批斗解雨臣的大字报来看，这不难，她只是想看看别人都说了什么，不仅如此，她还去参加了解雨臣的批斗会，每批斗一次，就把解雨臣的“罪状”听一遍。等听够了，她把这些“罪状”抄在纸上，寄给了吴邪。

“吴邪哥哥，你懂的比我多，你给我看一看吧。”她在信里如此说道，口气恭敬得可怕，叫人很难不去想她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地里。

“我当时想劝她，让她不要再管了，她管不起的，我也管不起。她本身成份就不好，好不容易有个图书馆的差事，做什么要把自己赔掉呢？我当时懂的还是太少了……”吴邪第三次搓了搓手，说：“不行，我讲这些，没烟抽不行。”说着，他点了一根烟叼在嘴上。

霍秀秀很聪明。吴邪没有回信，她也就没有再寄，往后，直到文革结束，她没再给任何人写过信。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不要命了：她成天价地坐在图书馆里，到处翻着书，一本又一本。解雨臣说他没有乱讲，的确有这个事情，她就相信了，只要是写了字的纸，都拿来翻一翻，生怕漏掉一张，她总是怀抱着希望，觉得下一张说不定就是写了那故事的纸——但没有，就是没有。

每当解雨臣被批斗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她坐在最后边，瞧着解雨臣被批斗，解雨臣有时候精神比较好，还会对她笑一笑，可她不这样，她很害怕解雨臣对自己笑，怕得近乎神经质，她不是怕对方笑，她怕解雨臣被搞成神经病，怕他要自杀。一个每天都被摁着头生活的人，在她看来是不应该会笑的。

七零年年底，霍秀秀再一次去看了解雨臣，她的手里揣着一张薄薄的纸片，上面用铅字印着谢觉哉的《浏阳遇险》。

“我知道你没说谎，我找到了。”她讲，伸手想把纸片塞给解雨臣，人却忽然大哭起来。为了这个纸片，她连垃圾堆都翻过了，谁会想到她只是为了一张纸呢？

解雨臣没有接，一手伸过去，把她按进怀里。

这一天，离解雨臣被“打倒”刚好过去了一年。

霍秀秀出嫁了，她一个人回到家里，把贴满了各色标语的解雨臣的家清扫干净。她要在这里等她的丈夫回来。她搬着水桶，挨个往贴过标语的地方擦拭，把浆糊的痕迹都擦干净，家里又像新的一样了。

这以后，她没去工作，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扫街。等日出了就缩回家里去，她害怕被别人看见，也害怕被小孩子嘲弄。

一九七一年，本已“解决问题”的解雨臣再一次被打倒，连着他一起被批斗的还有霍秀秀，有人“揭发”了霍秀秀以前的营生，说她是给资产阶级卖唱的走狗。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脖子上挂了个牌子，被人群推着往前走，解雨臣就牵着她，两个人一起走。她一照镜子就哭，嫌自己难看，头像和尚一样；解雨臣就故意把头发留得很长，指着自己对她说，你当男人我当女人，也是一样嘛。

他每次都要哄很久，霍秀秀才会笑起来，否则两个人都没法入睡。夫妻俩这个习惯就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了以后，从前如此，现在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