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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吴邪?”
“唔,对啊?”黎簇抬手看了一眼表,“我是一九六五年生的人,跟吴邪碰见的时候,我才八岁。”他讲完,一扭头把吃剩的果皮丢在街角。
“哦……我跟你一年生的。”我挠挠头。
理论上来说,我跟黎簇也算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了,不过,我们那种经历都不算什么。闹起来的时候我俩才多大,几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黎簇上个月刚去过重庆,他在那里采访一位作家。他干的营生跟我很类似,成天价地做些笔录。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总有个人要记下来。
记下来?我又问他,记什么?
他深深抽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巷口被电线杆切割成数条的天际:“那个时代。年轻的人仿佛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那些日子,必须要被记下来。人的一生并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记住了多久。总有个人得留下,如果真的有,为什么这人不能是我?”
他今年二十五岁,与我一般年纪,面目俊挺,头发理得很整洁,笑起来很腼腆。激情和压抑都在他身上拐了个弯,归隐于青年人的外表以下。说来也很有趣,他明明是青年人,望着天空的目光有时却带着莫名的哀愁。
他把这一切叫做“伤疤”,它们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就像你的灵魂那样,藏在你窥不到的角落,但,它们就是存在。
时代改变了中国,时代改变了青年,时代改变了我们。没有改变的,或许,是藏在罅隙里的“信念”。黎簇的信念是记录,我的信念则是追寻。
我买了糍粑,跟他并肩走着。他的右肩上斜挎着一只褡裢,里面装着一摞用防水布包好的笔记本。
“说真的,你不是真的打算就这么晃来晃去吧?”黎簇推着自行车,一面走,一面“叮铃铃”地摇车铃,叫那些行人全都避开。
“就当旅游。”我接得漫不经心。二十五岁的单身男青年,干点什么都行。
“不,我的意思是,你该不会只会晃吧?”他按下车龙头,很是痛心疾首地看我,“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好素材吗?加在一起都够你写本书了。”
“别,这些事情能写个什么玩意儿出来?”我连连摆手,吴邪和张起灵的故事,别说以前,放到现在都可能不太为众人接受,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为难。
看着一些饱受时代创伤的人再度陷入窘境,于心何忍。
“为什么不能?”黎簇诧异地看了看我,倏而“哦”了一声:“也对,估计会有人担心它不够纯粹,不够像样,不够、不够——烟士披润(inspiring)。”
我被他逗乐了,笑了一阵,还是摇摇头:“我跟你不一样的,我把他们记在心里。”
“那有什么用?”
“吴邪他们说的,‘信念’。”
他闻言,又沉默了一阵,渐渐地舒出一口气:“很久以前……七六年以前,吴邪告诉过我一句话。”
我们已经走到了人少的地方,他推着车,漫不经心地晃着,“那会儿他还没被关牛棚呢,成天被红卫兵堵在家里头,日子枯燥得快冒烟了,只能靠翻译字典来打发时间。我那时候也是闲得慌,我们那个胡同口,就我一个家里没有兄弟姊妹,别的同龄人都被大的牵出去玩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一天我趴在阳台上玩,恰好看见吴邪开着窗户,在我家对面朝墙打乒乓球玩。”
“我家大人不许我跟他来往,不过我毕竟年纪小,就是觉得他这人蛮好玩儿的,他估计也是太无聊了吧,就教我,那个,打乒乓球……”
“后来我跟他熟了,隔三差五就翻墙到他家里玩儿去。嗨哟,我跟你说,他家里头,说谁走资我都信,说他走资我真不信,他家里除了书啥也没有哇,他家的墙上——当然我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一进他家都惊呆了,他家里那个墙上,画满了——”他一面说一面腾出手挥来挥去。
我脑子一抽:“春宫?”
“啧,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他皱着脸朝我后脑勺刮了一下,“算式啊,都是公式。”
“他画那个干嘛?”
“我起先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一百二十九中教数学的呢,谁晓得他只是在演算《资本论》上的公式啊。”他回忆得摇头晃脑,“我的印象里,这个人吧,就是老油条,你说说看,那个年头,多少等级比他还高的,都被逼成啥样了,我看他好像一直跟没事人似的,心态好得简直不正常,没事儿还能给我念几段故事书听听。哎,我差点讲漏了——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一本书上的,一个苏联人写的,叫、叫……叫肖、肖……”
“肖洛霍夫?”
“对对对……毛子的名字特难记,不过他那书我记住了,叫《静静的顿河》。”他呼了口气,“吴邪那会儿朝我提了里头一句话,‘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的’。”
“他说,‘希望’,就是一个人的信念。”
他讲完,我一时无言。我走了一阵,揣着口袋问他:“我们两个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