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 3）

“你跟吴邪？”

“唔，对啊？”黎簇抬手看了一眼表，“我是一九六五年生的人，跟吴邪碰见的时候，我才八岁。”他讲完，一扭头把吃剩的果皮丢在街角。

“哦……我跟你一年生的。”我挠挠头。

理论上来说，我跟黎簇也算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了，不过，我们那种经历都不算什么。闹起来的时候我俩才多大，几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黎簇上个月刚去过重庆，他在那里采访一位作家。他干的营生跟我很类似，成天价地做些笔录。我问他这是在干什么，他说，总有个人要记下来。

记下来？我又问他，记什么？

他深深抽了一口气，眼睛望着巷口被电线杆切割成数条的天际：“那个时代。年轻的人仿佛对这些不感兴趣，但那些日子，必须要被记下来。人的一生并不是你活了多久，而是你记住了多久。总有个人得留下，如果真的有，为什么这人不能是我？”

他今年二十五岁，与我一般年纪，面目俊挺，头发理得很整洁，笑起来很腼腆。激情和压抑都在他身上拐了个弯，归隐于青年人的外表以下。说来也很有趣，他明明是青年人，望着天空的目光有时却带着莫名的哀愁。

他把这一切叫做“伤疤”，它们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就像你的灵魂那样，藏在你窥不到的角落，但，它们就是存在。

时代改变了中国，时代改变了青年，时代改变了我们。没有改变的，或许，是藏在罅隙里的“信念”。黎簇的信念是记录，我的信念则是追寻。

我买了糍粑，跟他并肩走着。他的右肩上斜挎着一只褡裢，里面装着一摞用防水布包好的笔记本。

“说真的，你不是真的打算就这么晃来晃去吧？”黎簇推着自行车，一面走，一面“叮铃铃”地摇车铃，叫那些行人全都避开。

“就当旅游。”我接得漫不经心。二十五岁的单身男青年，干点什么都行。

“不，我的意思是，你该不会只会晃吧？”他按下车龙头，很是痛心疾首地看我，“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好素材吗？加在一起都够你写本书了。”

“别，这些事情能写个什么玩意儿出来？”我连连摆手，吴邪和张起灵的故事，别说以前，放到现在都可能不太为众人接受，我不希望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为难。

看着一些饱受时代创伤的人再度陷入窘境，于心何忍。

“为什么不能？”黎簇诧异地看了看我，倏而“哦”了一声：“也对，估计会有人担心它不够纯粹，不够像样，不够、不够——烟士披润（inspiring）。”

我被他逗乐了，笑了一阵，还是摇摇头：“我跟你不一样的，我把他们记在心里。”

“那有什么用？”

“吴邪他们说的，‘信念’。”

他闻言，又沉默了一阵，渐渐地舒出一口气：“很久以前……七六年以前，吴邪告诉过我一句话。”

我们已经走到了人少的地方，他推着车，漫不经心地晃着，“那会儿他还没被关牛棚呢，成天被红卫兵堵在家里头，日子枯燥得快冒烟了，只能靠翻译字典来打发时间。我那时候也是闲得慌，我们那个胡同口，就我一个家里没有兄弟姊妹，别的同龄人都被大的牵出去玩了，我一个人在家，有一天我趴在阳台上玩，恰好看见吴邪开着窗户，在我家对面朝墙打乒乓球玩。”

“我家大人不许我跟他来往，不过我毕竟年纪小，就是觉得他这人蛮好玩儿的，他估计也是太无聊了吧，就教我，那个，打乒乓球……”

“后来我跟他熟了，隔三差五就翻墙到他家里玩儿去。嗨哟，我跟你说，他家里头，说谁走资我都信，说他走资我真不信，他家里除了书啥也没有哇，他家的墙上——当然我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啊——反正那个时候，我一进他家都惊呆了，他家里那个墙上，画满了——”他一面说一面腾出手挥来挥去。

我脑子一抽：“春宫？”

“啧，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他皱着脸朝我后脑勺刮了一下，“算式啊，都是公式。”

“他画那个干嘛？”

“我起先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他是一百二十九中教数学的呢，谁晓得他只是在演算《资本论》上的公式啊。”他回忆得摇头晃脑，“我的印象里，这个人吧，就是老油条，你说说看，那个年头，多少等级比他还高的，都被逼成啥样了，我看他好像一直跟没事人似的，心态好得简直不正常，没事儿还能给我念几段故事书听听。哎，我差点讲漏了——他跟我说的那句话，就是一本书上的，一个苏联人写的，叫、叫……叫肖、肖……”

“肖洛霍夫？”

“对对对……毛子的名字特难记，不过他那书我记住了，叫《静静的顿河》。”他呼了口气，“吴邪那会儿朝我提了里头一句话，‘人是为了自己的希望而活着的’。”

“他说，‘希望’，就是一个人的信念。”

他讲完，我一时无言。我走了一阵，揣着口袋问他：“我们两个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