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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零年的整个春天，我都是在晋西北度过的。我一面按照黎簇交代的线索去寻找当年留下的痕迹，一边试图把一九四八年同各自所属的部队走散了的五个年轻人的行进路线画下来。我，站在世纪末的尾巴上，就这样思考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它们离我并不遥远，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那样。

通过黎簇的介绍，我在晋西北找到了杨甸的遗址。半个多世纪前这里曾经是村庄，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指着那里告诉我，杨甸曾经是日军围剿时这附近伤亡最惨重的几个据点之一，只有百分之四左右的人真正突了围。

百分之四。我从口袋里摸出两张照片，它们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青年。虽说是不同——虽说，他们的军服和番号，所属部队都是不同的，可他们的眉目之间依然有一股很相似的气息。

我说不出这股气息到底算什么，但可以确信的是，百分之四也曾经在他们身上真实地发生过，并且也曾为他们各自的生命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在一九四八年穿行皖南的五个人里，这两个年轻人就是被它联结起来的，通过一个漫是硝烟的年份。

——一九四三年。

这对张起灵和吴邪来说都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四三年二月，张起灵来晋绥军中就任；六月，吴邪随着部队开进了晋西北。冥冥中，两个年轻的生命像行星和行星那样地交汇了。

从一九四三年起，整整五个年头，吴邪在晋西北、中原、华东、东南一带穿行着，用双脚丈量着中国的大地，用仿佛刚刚苏醒一样的目光去深深地看着他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的身和心都在经受着一些无法预料的改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变野了。

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没有课本可以参考，也没有教员去教人操作。他必须要变得野蛮，变得会讲脏话和骂娘，变得会一脚踢开挡在跟前的阿物儿，变得完全不像他当初求学时预备要成为的那一种人，此话暂且别过不题，总之，我们知道的是他的确是变了。他的样子大变了，里头是什么个模样儿，谁都不晓得。

然而，正是这样的吴邪，于张起灵看来却简直像个透明人似的——他的一切，他都瞧得清。他自看到吴邪的第一刻起便知道：对方过的是完全不同于他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新鲜的，也许又是极端的，它来自另一个崭新的主义或者信仰，又十分不巧地与他自己的主义对立着。可哪怕是这般地对立，命运还是叫该碰面的人碰见了。

命运呵，命运到底是什么？吴邪带头爬上北坡的高地时忽然想到，他眼下的命运，就恰如那条几百公里之外的扬子江，一旦离去，永不回头。

在裂缝留宿了一夜，之后又往西南方向走，几个互不和睦的人好歹地在雨里雪里并行了几天，到了十一月的尾巴上，天终于舍得放晴了。

这还是两个多星期以来头一回放晴，天空从里到外都透着清亮的蓝。

天是晴了，但人的心未必能轻快起来，这是吴邪要面对的一种残酷的现实。他身后的几个人里，有受了伤奄奄一息的，有畏畏缩缩的，还有两个心迹难循的，就连他自己，也连心无杂念地带着人从北坡翻下去都做不到。

自突围以后，他很少再有这么苟且的时候了。

“我们走到哪儿了？”他回过头问凉师爷。

这是他今天第五次问这句话。

“早就过安徽了吧，兴许……在大别山的哪个地方……”凉师爷四处看了看接道。

胖子烦躁地用枪托在背上蹭了蹭：“真想知道中野开到哪儿了，别胖爷还没归队，咱们都已经打过长江了，嘿，那多没意思。”

王盟听了他的话，趴在张起灵背上哑着嗓子笑他：“得了吧，就您这样儿，就算到了扬子江边那也过不去啊，撑死充个人皮筏子。”

“我呸，小兔崽子现在精神了？”胖子举起枪管，虚张声势地在他跟前晃了晃，“要不是看在你还躺平的份上，我他娘能再揍你三回！”

他的枪口晃过张起灵的面颊，后者登时斜过眼瞧了他一眼，眼神冰冷冷的，像极了某种在雪山深处生活的、单独狩猎的猫科动物。

他手抖了抖，声势就虚了很多，又看在张起灵往日的威名上不敢乱发作，只得咕囔了一句：“嘁。”

“胖子，”吴邪适时地插话进来，“王盟退烧了没有？”他是带着期许讲这句话的。

胖子眼神肃穆地抿抿嘴，探手往王盟的额上一抚，摇摇头：“没有。”

他的政委并没有立刻回话，只是点了点头，说：“我们走够了，找个地方。”他做了一个休息的手势。刚做完，凉师爷就“哎哟”一声，朝地上瘫去。

“师爷不行了，我看咱们得扎个担架给他。”胖子笑呵呵地蹲在一边挖苦他，“师爷，你长得这么瘦，真的抬出去说不定比王盟那小子还轻。”

“哎哟，胖老总，”凉师爷擦了擦额头，大大地叹了口气，“您快别说了吧，我比不得您们，这一路上都多少天没吃过正经米了，人实在虚得慌。”

“你这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