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2)（9 / 11）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马，几百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我们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呢？

毛泽东在最困难时刻的讲话中，为人们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毛泽东知道贺龙，张国焘更知道。贺龙1961年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

当年与贺龙吵过架的张国焘，担心与二、六军团搞不到一起，主要就是担心贺龙和任弼时。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问题，皆掌握了主动权；而他手中只掌握着与二、六军团的联系，正在向四方面军靠拢的任弼时、贺龙等人，态度到底怎样还很难说。里算外算优势太小，加上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施加的影响、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二、六军团北上后的压力，只有痛下决心，于6月6日取消第二“中央”。

作出这一决定前他颇不放心，于5月30日电张浩，机关枪一般设问：

“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对取消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张国焘满腹狐疑。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候包括张浩在内，中共中央还未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第一次联系在6月16日方才沟通。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掰着指头计算：“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

张国焘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的北上，并不想与中央会合，发展陕北根据地，而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但此时他的意愿已经不能够左右一切了。

7月1日，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贺龙回忆了会师后与张国焘相处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