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 (2)（7 / 11）

方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中央领导机构“最好在白区”；条件不允许则“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说“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中央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互相坚持必是互相把对方往托陈派、罗章龙路线上推”。

他现在的坚持不再是向中央进攻，而是思虑怎样安全地从原来立场撤退了。

张国焘并非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强大和自信。从自立中央那一天起，他心里就在打鼓。所以虽然挂起了伪中央的招牌，却一直没有对外公开宣布；他后来在香港写回忆录时说：“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所以不敢把事情做绝。

他还存有最后一点儿自信。他还没有被川军彻底挤出去。

这点最后的自信也很快被蒋介石和刘湘拿走了。

蒋介石方面，1935年11月下旬，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及参谋长贺国光来到邛崃，二人向刘湘提出一个在最短时间完全歼灭四方面军部队的“进剿方略”。

刘湘不采纳这个倾尽全力、一口将红军吞掉的“方略”。他仍然奉行自己的方针：摆开阵势，扎稳阵脚，既要用硬打把红军送走，又不作围歼打算，以避免过度对消。红军一日不走，则持久一日，但决不强求所谓“最短期间”的速战速决。

刘湘下令向红军发起总攻。虽然展开了主力，但未齐头并进。经过多次战斗，各部小有进展。时当岁暮天寒，高山积雪甚深，红军主力开始向西北山区转移。刘湘所部于12月中旬逼进天台山、伍家垭口后，亦未继续再进。双方在对峙中形成冬眠状态。

1936年2月初战局重开，形势发生对四方面军更加不利的变化。刘湘还算客气，仍然只是一线平推，作驱赶式前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是不利的。

至此，南下方针宣告失败。四方面军兵力也由八万多人减至四万余人。

恰在此时接中央来电，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三个方案：

一、北上陕甘；二、就地发展；三、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

来电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皆赞成第一方案。

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他见电报中有“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语句，也只得同意了北上方案。

这里特别应该一提的是陈昌浩。

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主要支柱，张国焘对他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向前。陈昌浩虽是知识分子出身，但对指挥作战却颇为热衷。虽然军事素养并非很强，指挥作战却果断勇猛，主动性、进取性皆佳。参与军事工作时间不久，即练就了不弱的领导能力。

陈昌浩也是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脾气急躁，在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对立分歧之中，是最为激动、也是说过头话最多的人之一。1935年12月28日，在南下训令中他说：“我们占有广大的而便于发展的地区，使敌人无法四面封锁我们；人粮补充有法，使敌人无法围歼我们；地区依托甚好，使我们能集中大量兵力来进攻敌人”；“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但苏维埃的四川越来越远。

在南下政策受挫的事实面前，他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发电，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陈昌浩的态度发生动摇，最令张国焘不安。

3月15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与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

死不认错的人，总是把别人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连陈昌浩都开始动摇了，张国焘想象中的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吗？

这时出现了推动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重要因素：二、六军团北上。

1935年11月4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在湖南桑植刘家坪召开会议，决定为保存有生力量，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到外线寻求建立新的根据地。

二、六军团一万七千余人，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始长征。

他们并不知道最后一直要走到陕北。所以占领黔滇交界的贫孔山区后，就停留下来，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根据地。

朱德与张国焘联名致电二、六军团，要求他们于3月底涨水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朱德后来回忆说：“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待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