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4 部分（2 / 3）

，1968年的消费者信心要比2007年夏高得多，要知道1968年爆发了“春节攻势”和声势浩大的反战抗议，并且正如我在第5章中所记述的，许多人觉得社会在崩溃。这说明，对经济之外的国家形势灰心丧气只会在一定限度内影响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印象，也就是说，公众对经济的不满并不只是厌战情绪的反映。更关键的一点是，民众大都对经济状况不满，其实是很好理解的。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国内生产总值等总体指标的良好表现并没有转化为普通工人的收益。

我只能说，现下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境遇之间的脱节，在美国现代史上是空前的。“长镀金年代”的贫富不均很严重，但由于贫富差距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的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多逐步提高。在结束于1973年的战后大繁荣期间，经济增长也惠及大众。就算在20世纪70年代末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之后，仍然是几乎人人都能从持续的经济增长中获益。所以，虽然贫富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拉大，但从1982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仍保持了强劲的势头，足以让里根在1984年宣布“美国清晨”的到来，并让老布什在1988年当选。在20世纪90年代，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随着经济从1990~1992年的衰退中恢复，公众情绪仍大大提升。

现在，虽有总体的经济增长，工资与中值收入却停滞不前，这一状况已十分明显，因而公众对经济形势的观感已与衡量经济表现的通常指标脱离了关系。也就是说，2001年以来是“比尔·盖茨走进酒吧”的时期：平均财富提高了，但对普通人毫无意义。或者直白点儿说，公司利润已暴增，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到1929年来的最高点，富人的收入也飞速提升。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勉强赶得上通货膨胀的增速。此外，尤其由于医疗保险体系的崩溃（第11章将对此详述），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保障。有鉴于此，大多数人对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就不足为怪了。

民意调查也显示，公众既明白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也支持政府对此加以调控。皮尤机构对舆论趋势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发现，认同“目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政府有责任帮助穷困者”、“人人都应获得吃住保障”三个说法的公众比例，都已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这一切都表明，时机已到，可以大力推动应对贫富不均或经济保障问题的政策，或者双管齐下。

当今的民意调查结果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似，这也许会引起一定的警觉。毕竟是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使克林顿在1992年当选，但当他准备促成医疗改革时，就遭遇了彻底失败。我将在第11章详细论述，一切进步主义改革方案都应将医疗改革置于核心。继那次立法失败之后，民主党又在1994年的选举中溃败，使共和党人入主国会。这令人担心历史会否重演。

不过，几条理由可让人相信历史不会重演，至少未必会。

第一，就算现在回头看，克林顿医疗方案的失败也远非势不可免。假如有更明智的领导、与国会和公众更好的沟通，克林顿原本很有希望在1994年的选举之前，就将一项重大的国内政策成绩收入囊中。就在克林顿最初的方案搁浅之后，一群温和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还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该方案将覆盖85%的无保险人口，但希拉里·克林顿拒绝了这项提议。

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相比，当今的经济不满转移到其他方面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1992年美国人对经济感到沮丧，很大原因是经济整体的萎靡，失业率超过了7%。经济一旦恢复，经济议题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呼吁医疗改革的压力也逐渐消散了，原因之一是更多的人得到了有医疗福利的工作。关注的降低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卫生维护组织”似乎一直在抑制医疗成本。这一点也将在第11章详述。但现在，虽说经济连年增长良好，失业率也距历史最低点不远，人们却在为自身资财与经济状况发愁。看起来，要求政府为美国劳工阶层做点儿事的呼吁将会强化，而非弱化。

此外还有别的变化：美国社会的长期趋势与一些近来的事件都打击了保守主义运动分子转移话题的能力，使其更难将国民的视线引向其他议题，掩饰其站在特权阶层一方的现实。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缘由，就是小布什破坏了右派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声誉。

愚蠢的战争与搞笑的政府

正如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在2002年的《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一种力量》（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一书中所述的，就连20世纪80年代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崩溃的阿根廷军政府，对英国发动一场鲁莽愚蠢的马岛战争之后，也一时赢得了民众的欢迎。“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极高的支持率也反映了同样的“树旗”效应：公众总是会在一开始大举支持走向战争的政府，不论那政府有多么腐败无能，不论那战争有多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