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3 部分（2 / 3）

保护宗教团体的福音宣讲活动。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小布什任命W·戴维·黑格（W. David Hager）为“生殖健康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君与人合著有《耶稣保佑妇女》（As Jesus Cared for Women）一书，该书建议以特殊的读经方式来治疗经前综合征。FDA之所以会推迟批准紧急避孕药丸，黑格在中间起了关键作用。小布什2006年选定埃里克·克罗克（Eric Keroack）博士出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生育控制主管。此人曾在一家基督教孕期咨询中心工作，该中心认为分发避孕用具是“对妇女的侮辱”。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在此谈论的基督教右派不仅是一群既信教又有保守政治倾向的人。正如戈德堡在《王者归来》一书中所言的，基督教国家主义想取得“统治权”。这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张基督徒的统治权”。如今，这一意识形态对现代共和党的影响已十分强大，以至于不清楚究竟是谁在利用谁。是正如托马斯·弗兰克所说，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正在利用宗教转移大众的视线？还是说宗教团体正在入主公司利益集团，朝着获取“统治权”的方向前进？

此处讨论的要点是，要对宗教右派对选举的影响有个概念。宗教右派组织完善，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能起到关键作用，但其规模并不足以让保守主义运动分子放手实施极不受欢迎的经济政策。自1992年以来，常做礼拜的白人在投票中大大偏向共和党，过去可不是这样。但要对这一变化做两个限定。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南方转向共和党，而南方的宗教倾向在美国极强。第二，笃信者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反映了一种分叉运动：不信神的人与信仰浅的人已偏向民主党人。一直以来，动员起来的宗教选民再多，也不足以阻止南方之外的白人选民倾向民主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如前所述，动员起来的福音派选民能在短兵相接的竞选中影响均势。要不是教会的影响，2004年克里也许本可拿下俄亥俄州，进而当选总统。但作为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宗教因素远没有种族因素重要。

工人和移民对选举的影响

要分析保守派政治成功的原因，还需考虑另一个因素：一般的选民要比一般的家庭富裕得多。究其原因，一是贫穷公民的投票率低于富人，二是美国的许多低收入居民不是公民。这说明，从选举的角度看，让少数富人得益、损害多数人的经济政策未必是政治失策。例如，就小布什减税对不同收入阶层的最终影响，无党派倾向的“税收政策中心”已进行了几项估算。这些估算假定损失的税收会以一些方式得到弥补，例如削减社会项目开支。一项估算假定会“全盘性”弥补，也就是说，不论收入高低，每个美国人损失的政府福利相同。基于这一假设，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人都净遭受损失，这一群体相当于总人口的75%。对于收入在5万~7.5万美元之间的人而言，损失比较轻微。不过，就算是这样，减税也是很失人心的。因为60%的人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但人口调查局的资料告诉我们，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不到40%，所以减税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政治失策。

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提供的数据显示，选民收入高于美国全体居民平均收入的幅度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大大增高。工会衰落也许是原因之一：过去工会做了很多工作来动员劳工阶层的选民。另一个原因是移民的迅速增多，尤其是在1980年之后。

长期来看，移民将有助于破坏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其原因我将在第10章中详述。简言之，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如欲心照不宣地在种族问题上迎合白人选民，就不可能同时取悦在选民中比重日增的西班牙裔与亚裔人口。其实，移民与种族问题纠结在一起带给共和党的问题在2006年选举中已一览无余，但是过去25年里，移民使低薪劳工中的选民比例降低，从而助长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势力。

正如我在第2章中指出的，大规模移民确保了相当多的低薪劳动力无权选举，从而维持了保守派在整个“长镀金年代”的主宰地位。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移民的结束在无意间提高了人口中的选民比例，促进了左派的得势。但20世纪60年代后移民潮复兴，主要流入的是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人，尤其是墨西哥人，使选民比例又基本退回到“镀金年代”的水平。麦克卡蒂、普尔与罗森塔尔的表格显示：在低收入者投票概率低的问题上，移民是个重要原因，却并非最大的原因；移民是保守派成功的因素之一，但并非核心因素。不过，在遇到政策移民改革问题时，选民比例降低造成的影响是值得自由派仔细思考应对之道的。

造假：黑暗的选举政治

最后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造假。保守主义运动的政治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欺骗方式胜选？有人会抗议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不值一驳。正如我在讲述“镀金年代”的政治状况时阐释的，竞选造假是美国的悠久传统。保守主义运动一直是很不民主的。佛朗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