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 部分（2 / 3）

展中心外，还有一些进步主义智库是政策辩论中的重要角色，如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经济政策研究所等。但按财力与人力比较，这些组织是小鱼，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是巨鲸。

20世纪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运动智库的勃兴意味着，从属于该运动的知识分子现在只需奉扬一定的观点，就可以过得很不错了。这是有代价的，正如巴特利特发现的，他们想要的是忠心的僚属，而不是独立的思想家，但许多人觉得这是笔划算的买卖。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智库是由富裕家族组建的一小群基金会凭空召唤出来的。较大的基金会，尤其是遗产基金会与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得到了公司的大笔资助。

新闻界也有类似于保守主义智库网络的东西。和保守主义运动的智库一样，《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公共利益》、《美国旁观者》等刊物也是在右翼基金会的大力扶助下创办的—基本上就是那些扶植智库的基金会。还有一些支持保守主义运动的报纸：《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长期以来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被文鲜明（Sun Myung Moon）的“统一教”所控制的《华盛顿时报》，事实上已成为小布什政府的传声筒。当然还有《福克斯新闻》，其口号“公允平衡”颇有一丝奥威尔小说的意味。

最后，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有游说者与政客结成的纽带。表面上多种多样的公司游说团体，就像表面上多种多样的保守主义智库一样，掩盖了该运动的集权本质。在里克·桑托伦参议员于2006年竞选失败、被迫另谋一份迎战“美国之敌”的新职位之前，每周二都会和20多名顶级游说者开会。尼古拉斯·孔费索雷（Nicholas Confessore）在2003年如此描述这些会议：

参会的游说者每周传阅一份空缺的职位表，然后讨论支持哪些人。桑托伦的职责是确保每份工作都给忠诚的共和党人，例如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一位白宫高级顾问，或已证明忠实可靠的另一位游说者。桑托伦选定一名候选人后，参会的游说者会确保别人知道谁是共和党领导层青睐的人。桑托伦的每周例会，以及众议院多数党党督罗伊·布伦特（Roy Blunt）主持的类似会议，都是“K街战略”登峰造极的形式。“K街战略”是诺奎斯特与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制订的一项计划，即将民主党人逐出游说团体，把这些职位授予忠诚的共和党人。这一战略的目标之一是，确保共和党得到公司捐款的大头，扼杀民主党的财源。他们还通过直接施压来促成这一目标。1995年迪莱汇编了一个单子，列出了400家最大的政治筹款委员会，以及其给予两党的资金数额与分配比例。然后迪莱把“不友好”的游说者叫到办公室，加以斥责。“你要想参与我们的革命，就得遵守我们的规则。”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不过同样重要的是，夺取游说团体的控制权也有利于维持共和党的内部忠诚，因为这样就有了大量可施恩赏赐的职位，用以酬劳那些遵行党派路线的人，而这些职位可真是大肥缺。

保守主义运动的各种机制为共和党政治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促使其采取严重偏右的立场。这不仅关系到竞选捐款，而且关系到个人的经济前景。公众强烈认为，联邦医疗保险机构应当利用其谈判力来压低药价，但2001~2004年的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主席、脱离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的众议员比利·陶津（Billy Tauzin）却推动通过了一项联邦医疗保险法案，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协商价格。随后陶津就出任制药业最大游说团体的首脑，据传有七位数的薪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看来，桑托伦明显右得太过火了，但在竞选失败后，他毫不费力地谋到了一份智库的亮丽职位，而罗德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林肯·查菲虽在同一年失去参议院席位，却只能将就着在布朗大学教一年书。

林肯·查菲的败选让我想到保守主义运动机构对共和党的另一种控制术：他们不光支持听话的共和党政客，还惩罚那些不听话的。查菲在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卑劣阻击。他的对手史蒂夫·拉菲（Steve Laffey）从“增长俱乐部”得到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支持，该组织的专长就是教训那些对减税不够热心的共和党人。2001年，时任该俱乐部主席的斯蒂文·穆尔（Stephen Moore）宣称：“我们希望被视为减税的执行员。”该俱乐部对于逼走查菲寄予厚望：两年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初选中，“增长俱乐部”资助的一名候选人几乎击败了另一位相对温和的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参议员。而这些阻击是有威慑力的，正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2001年说的：“看看共和党人统统投票支持布什的减税方案，你就会明白，他们是很小心谨慎的，他们可不想让史蒂夫·穆尔在自己的选区招募候选人。”

斯佩克特首次当选参议员是在1980年，这使他成为旧时代的遗物—那时共和党还是能给温和派留一席之地的。

但较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