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8 部分（2 / 3）

际市场地位的企业家，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也就是说，贪婪是好的。

那么当时公司为何不将报酬与业绩挂钩呢？因为有社会与政治上的压力：

董事会为何不将收入与业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评论者提出了许多种解释，但我们所看到的分析几乎都忽视了一个强大的因素—高管薪酬公开所导致的成本。有了政府的披露规则，高管收入必然会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引人注目的话题。披露的好处显而易见：披露可以防止经理与“被俘获”的董事沆瀣一气，“大肆掠夺”。但对于披露的成本，人们就没有那么多了解了，而其成本也许远高于好处。管理劳动合同并不是雇主与雇员间的私事。在订约过程中，一些第三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一些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公司内外运作，影响管理层的薪酬。而且，握有薪酬决定权的并不是股东，而通常是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薪酬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股东选出来的，却并不完全遵行他们的旨意。如果外部董事别有一套为其特殊利益服务的方案，公开披露“老板挣多少”会成为他们的武器。一旦工资问题引发群情激奋，薪酬委员会通常的反应是或明或暗地限制CEO的薪酬。换言之，詹森与墨菲认为，表现为“愤慨约束”的社会规范在压低高管的收入，而在他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高管收入依当今的标准来看仍然较低。显然他们将之视为坏事，而非好事。他们给“被俘获的”、“大肆掠夺”加上引号，把对高管监守自盗的担忧视为杞人忧天。但他们默认的影响主管薪酬变化的因素，与批评高薪酬的人认为的并无二致。他们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虽然公司规模大增，但高管的实际薪酬反而下降了。他们断言，其原因就是公众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是社会与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经济力量导致劳工与老板的收入差距在战后急剧缩小。

现在如有人认为高额薪酬是一种有益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激励高管尽职尽责，那就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财富》杂志2001年的一篇文章《CEO收入大掠夺》就一针见血地嘲讽：“你也许觉得事情会是这样，股价停滞不前，所以不应奖赏CEO。但实情却刚好相反，股价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另找一些理由来奖赏CEO。”该文还引述了詹森的话，他多少有些悔意：“基本上我一直在担心这些家伙得到的报酬不够，但现在就连我也困惑了。”但无所谓：倡导贪婪的信条在大行其道，推动社会与政治规范的变化。在一代人之前会成为头版新闻、点燃人们怒火的高薪，现在几乎无人在意。

意料之中的是，在未经历类似规范与制度变化的欧洲国家，高管薪酬远远落在后面。英国BP公司CEO的工资不到雪佛兰CEO的一半，而雪佛兰的规模只有BP的一半，只因雪佛兰设在美国。正如一位欧洲薪酬顾问所说的：“羞耻因素在美国不起作用。在欧洲，对社会影响的担心更多。”

公允地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飙升的经济精英并不只有CEO。长期以来，有一些经济学家称，一些特定的科技变化，例如大众传媒的兴起，可能使表面上资历相同的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薪资差距。大众传媒的兴起也许的确可以解释各种各样的名人为何比过去收入大增。也可以论证说，科技或许有助于以一种模糊的方式解释，律师与其他专业人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了：也许传真机与互联网使那些“能人”承担了更多需要过人本领的工作，而才干较低的专业人士只有去做重复性的苦活。尽管如此，CEO薪资的例子还是表明，制度与规范的变化会导致不平等的加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跨国比较显示，制度而非科技才是过去30年变化的关键。

工会衰败的根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规范与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变化方式容许甚至刺激不平等的加剧。但是规范与制度的变化源自何处呢？答案似乎是政治。

以工会的命运为例。工会曾是平抑收入不均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能直接提高其成员的工资，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模式的工资安排反映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这种安排一直使低薪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多。工会的衰落结束了这种平抑效果，而工会为何衰落？

常见的回答是，工会衰落是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结果。这一观点认为，制造业曾是美国经济的主宰，而最强大的工会也出现在制造业，比如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与钢铁工人工会。现在的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一是因为科技变化，二是因为我们在进口大量的制造品。所以，工会衰落的原因一定是去工业化。

但事实证明，原因并非如此。制造业的重要性是下降了，但工会成员减少的主因是制造业内部工人参与率的剧降，从1973年的39%下降到2005年的13%，而且并没有什么经济法则规定缔结工会仅局限于制造业。相反，与制造业公司相比，像沃尔玛这样不受外来竞争影响的公司会成为缔结工会的更好对象。想想看，这将如何改变美国经济的面貌：如果沃尔玛的雇员组成工会，可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零售价会有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