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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党人左方(主要因为当时有一些非常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更惊人的是,的确有9名共和党众议员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也就是说,其投票态度比政治谱系正中间的议员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假设一位21世纪的共和党人真诚地持左翼立场,他肯定过不了初选,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必然会慷慨资助另一人做他的挑战者,而共和党的初选投票者大都强烈偏右,他们绝对会支持那位挑战者。但在50年代,要想赢得选举,共和党人就无法实施意识形态上的净化。因而,诸如纳尔逊·洛克菲勒与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这样的自由派分子,放在今天会被草草地逐出教门,而在当年他们却是地位尊崇的党员。
表4–1衡量两党共性的指标
少数派重叠
少数派交叉
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
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
112
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
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差异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公众的投票行为与今天迥然不同。在近年的选举中,党派色彩强烈的投票与收入有很大关系:选民收入越高,就越可能投共和党的票。这大概反映了选民的如下认识,即投票支持一位共和党人就相当于投票支持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与劳工阶层的经济政策。但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投票方式所反映的该党意识形态特性比较淡漠这一点,也反映在了公众的印象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时期,至少在总统大选中,选民从两党的经济政策中明显看不到多大的差别。表4–2在两栏里分别列出了收入水平不同的白人选民群体在1952~1972年大选中与1976~2004年大选中的平均投票模式。在后一段时间,较高的收入水平与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在两党均接受福利国家的1952~1972年,收入水平与投票偏好之间几乎毫无联系。唯有在1964年的一次大选中,不同收入水平者出现了重大的投票差异。那一年是巴里·戈德华特赢得了共和党的提名。此人是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分子,也代表着山雨欲来的前奏。其他调查显示,在五六十年代,选民收入与其从属的党派关系很小:收入最高的1/3人口的亲共和党色彩与处于中下层的两个群体相比,只是稍微强一点儿。
表4–2总统竞选中投民主党票的白人百分比,依收入群体划分
1952~1972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1976~2004年
投民主党票的比例
最穷的1/3
46
51
中间的1/3
47
44
最富的1/3
42
37
资料来源: Larry Bartels, “What’s the Matter with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p. 13 (photocopy, Princeton University, 2005).
如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共和党不代表经济保守主义,那么他们代表什么?或许换种提问方式好一点儿:在当年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看来,他们的投票是为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为了传统的族群秩序而投票。20世纪50年代的共和党首先是个代表南方之外的新教徒WASP的政党,不过“盎格鲁—撒克逊”有时并非必要选项(艾森豪威尔属日耳曼血统,这似乎无关紧要)。在20世纪50年代,在自认为是共和党人的人群中,有51%是WASP,而WASP仅占选民总数的30%。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白人新教徒曾是占统治地位的族群,但“新政”的兴起削弱了这一统治地位。“新政”得到许多天主教工会会员的支持,犹太知识分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当时美国不属于WASP的人仍对这一变化半信半疑。现在很难理解时人的那种心境,一直到1960年的大选,仍有不少美国人只因肯尼迪是天主教徒,便不投他的票。
还有许多美国人出于一个较高尚的理由投票支持共和党,这个理由就是制衡占优势的民主党联盟。20世纪30~70年代,民主党人掌控的登记选民比例远高于共和党人。虽说这并未转化为民主党人夺取白宫的优势(从1948年大选到里根当选,共和党人担任了四届总统,民主党人担任了三届),但这的确转化为1952年之后民主党对国会的持续控制。这一持续控制导致了权力的滥用(不是猖獗的腐败,基本上只是小规模的腐败),也许更严重的是志得意满,以及对公众关切的问题漠然置之。对于那些比较看重政府责任的人而言,共和党人成为另一个选项。具体而言,东北部的共和党人常常自我标榜为改革者,承诺要把现行体制打扫干净,而不是对其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