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部分（1 / 3）

一直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来源，而“新政”其实削弱了它们的势力。政治操控组织吸引城市选民的要诀在于，它们能为窘迫的家庭提供帮助，并能赐予人们工作。“新政”扩大了政府的社会保障网，“大压缩”带来工资的提升，都使上述服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些城市政治操控组织依然很有势力，它们的持续存在也帮助民主党人赢得选举。

“左派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当然，知识分子的人数有限，他们对于任何政党而言，都从未构成一个重要的选民团体。但如果只是机械地看问题，就严重低估了信息与理念的重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有一套行事方略，而右派除了宣讲“经济终将自愈”的论调之外，别无良方。罗斯福的成功令自由派知识分子声威大震，甚至在“新政”的力量已大体耗尽之后，这种声威还延续了很长时间，恰似在我们的时代，当右派的创新力早已彻底枯竭之时，一度还有人断言说，所有的新理念都是右派提出来的。1958年加尔布雷思揶揄地说，在自由派中，“宣布对新理念的需要，多少已替代了新理念本身”。但当时人们觉得左派能提出新主意，这仍是民主党的优势所在。

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共和党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旧日的优势。在“大萧条”和“大压缩”之前，共和党有两个重大的政治优势，一是金钱，二是它给人留下了本领高强的印象。富裕精英的捐款常令共和党人在财力上大占上风，而民众也倾向于认定共和党代表商界，又拥有像胡佛这样“管事”的人，想必深通治国之道。

但“大压缩”使精英的财力大减；所谓商人最懂治国的信念，也因“大萧条”而完全破灭；胡佛亦成为无能之辈的典型代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辉煌胜利与战后的大繁荣之后，谁还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民主党人不懂为政之道呢？

然而，共和党仍然活了下来，这正是因为它改变了立场，迎合了新的政治中心。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当选总统，一部分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声望，另一部分也是由于公众厌倦了朝鲜战争。但也正因他倡导“温和”，将那些想逆转“新政”的人视为“愚蠢”，人们才觉得他可以接受。在数十年时间里，共和党真成了三教九流的汇聚之所，既有一些主张“小政府”的死硬保守派，也有诸如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样的人支持大笔开支、“大政府”。要了解共和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已何等苍白，或许可以看看对国会投票行为所进行的一些定量研究。

这里介绍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第1章中已有提及，其作者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基思·普尔与拉塞尔·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的霍华德·罗森塔尔。他们研究出了一种系统性的方法，在一条左右向的谱系上定位国会议员（他们还界定了对保守主义运动的兴起至关重要的另一政治维度—种族，但让我们先将此搁置一旁）。这一方法的原理大致如下。先从一些涉及经济议题的议案的唱名表决开始，首先，将这些议案预先沿一条左右向的政治谱系列好；其次，根据国会议员对这些议案的投票情况，将他们从左到右排列；再次，利用议员的排列次序进一步调整法案的左右排列，然后再从头重复这一过程。几轮之后，就能沿着那条左右向的谱系得出一个既包括议案又包括政治家的连贯排列顺序。普尔、罗森塔尔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诺兰·麦克卡蒂已用这一方法来考察19世纪以来的历届国会。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最突出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差别非常小，但“新政”之前二者的差距却很大，今天则更大。

普尔与罗森塔尔用一个政治两极化指数来衡量两党间的鸿沟。这一指数内涵丰富，但很难以一种直观的方式来概括。为了我的目的，只用考察两个形象的指标就行了，其最终的效果与他们用的指数很相似。我把第一个指标称为“少数派重叠”，即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的民主党人数目，或者民主党人控制国会时，在最右的民主党人左方的共和党人数目；把第二个指标称为“少数派交叉”，即少数派议员中其实站在本党政治界线对岸的人员数目—中间议员右方的民主党人，或在其左方的共和党人。在两个指标上，都是较多的重叠代表政治体系两极化较弱，如果没有重叠，则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间派。

表4–1列出了三届国会里的这两项数字：1927~1929年的第70届国会，1957~1958年的第85届国会，2003~2004年的第108届国会。该表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国会中的党派对立远不如“新政”之前或今天激烈。在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70届国会中，几乎没有“少数派重叠”，只有2名民主党人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右方；完全没有“少数派交叉”，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政治谱系正中间的左方。这一情况在同为共和党人控制众议院的第108届国会中更为极端，所有的民主党人都在最左的共和党人左方，而且不用说，也没有任何“交叉”。但在民主党掌控的第85届国会中，有许多共和党人在最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