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部分（2 / 3）

工之间税前收入的分配几乎未变，但在收入主要来自资本的人与主要依靠工资的人之间，税后收入的分配发生了剧变。

在20年代，税收对富人而言是小事一桩。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仅为24%，同时由于对最大的地产所征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轻易便可维系下去。但随着“新政”的来临，富人所面对的税收不仅开始远高于20年代，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税率也是很高的。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当前只有35%），在第二任期达到79%。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这一税率升到了91%。

在个人税提高的同时，作为其税基之一的资本收益却显著降低。这不是由于公司利润的下滑，而是由于公司可保留的利润变少了—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还多。

还有一点，即依赖资本收益的人不仅发现这笔收益大多缴了税，他们还发现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其结果之一便是，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只有10%左右。

那么富人怎么了？一句话，“新政”把他们的许多收入都征了税—也许是大部分收入。这就难怪罗斯福会被视为一个背叛了自身阶层的人。

最大的受益者是工人

富人是“大压缩”最大的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压缩”之后的30年，即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体力劳工的黄金年代。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拥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的收入依据通货膨胀因素折算后，与今日有相同资历的工人大体相当。但是，他们的相对地位显然要高得多：拥有极好工作的蓝领工人的收入常常与许多大学毕业的专业人员相当，甚至还要高于后者。

蓝领工人为何有了如此的好时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受惠于当时世界经济的状况：美国制造业公司之所以能支付高额工资，原因之一就是其遇到的国外竞争微乎其微。令他们受惠的另一个因素是劳工的短缺，这是因1924年《移民法案》设置的严格移民限制所造成的。

不过，50年代的蓝领工人的境况较20年代要好得多，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工会的崛起。

20年代末美国工会运动在退潮。劳工组织的重大努力都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雇主成功地破坏了罢工，二是政府始终站在雇主一边出手干预，逮捕工会组织者，若他们生于外国（当时这很常见）便将其驱逐出境。工会参与率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涨，但之后剧降。到1930年，只有10%多一点儿的非农业工人参加了工会，与今天私人企业工人的工会参与率大致相当。在“大萧条”最初的数年间，工会参与率继续下滑，在1933年达到最低点。

但在“新政”之下，工会的成员大增，力量也持续上升。工会参与率从1933~1938年增长了２倍，到1947年又将近翻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3以上的非农业工人加入了工会，而雇主也或明或暗地向许多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发放一定的工资，以与工会工资相匹敌，或者是为了让工人不受工会组织者的诱惑。

工会参与率为何大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种说法将工会参与率的大涨大体归功于（或归罪于，这取决于你的视角）“新政”。在“新政”之前，当雇主想要压制工会组织者或破坏已建立的工会时，联邦政府是他们的可靠盟友。但在罗斯福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却成为工人结社权的保护神。依据1935年的《公平劳工关系法》，美国建立了“全美劳工关系委员会”，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的声明至为明白：“本法规定了产业雇员为集体谈判目的而享有自主结社权，该权利为本国实体法的一部分。本法也设定多种方式，以供政府保障该项合法权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史家认为，针对工会的公共政策的这一逆转，导致了工会的蓬勃兴起。

另一种说法则更强调工会运动的内部变化，而非政府政策的影响。哈佛大学杰出的劳工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指出，20世纪30年代工会缔结的增多与之前（即1910~1920年）的一段增长相映成趣，而且30年代其他西方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情况，这表明罗斯福和“新政”也许并未发挥关键作用。弗里曼认为，30年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分为两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大体上与政府的举动无关。首先是“大萧条”导致许多雇主降薪，由于愤怒的工人组织起来抵制减薪，使工会运动如虎添翼。然后，工会运动力量的渐增产生了自我强化作用，因为已加入工会的工人开始为想要组建工会的其他工人提供关键性的支持，如资金援助、提供纠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