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部分（2 / 3）

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他们故意用这个提法，以与“大萧条”相呼应，这也是很合适的：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我们的社会与政治发生质变。然而，“大萧条”虽至今仍被我们铭记，“大压缩”却已基本被遗忘。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曾像是虚无缥缈的幻梦，但随后就被视为理所应当、不足为奇。

现在我们生活在第二个“镀金年代”，战后时代的中产阶级社会在快速消亡。传统观点认为，这虽不是好事，但却是由我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带来的。然而，“大压缩”的经历却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宿命论的看法，它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

让我就此再多言几句。在30年代，与今天一样，针对采取措施缓解不平等的呼声，保守派一条主要的反对论据是，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政策可以明显提高劳工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或者即便可以这么做，也势必会破坏经济。然而，罗斯福与杜鲁门却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并且经济不但没有因为这场再分配而遭到破坏，“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如果他们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也应该可以再现他们的成就。

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稍后我将探讨几种可能的解释。现在，先让我们对“大压缩”之后，即1955年左右的美国景象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审视。

中产阶级的画像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纽约长岛的“黄金海岸”—曾是“长镀金年代”的“北岸”富人区、共和党的金融枢纽，已然胜景不再。一些大厦或是早已被贱卖，或已被推平，为中产阶级的标准化住宅区腾出地盘，或已被改造，供各种机构使用（乡间俱乐部、疗养院、宗教静修所至今仍占据那里的很多大地产）。其他大厦已被送给非营利机构或政府，以免于缴纳房地产遗产税。

“那些传奇地产死于谁手？”长岛的报纸《纽约日报》在剩余建筑的指南手册中问道。该报的回答大体正确：“三个沉重打击：联邦所得税的出现；‘大萧条’的经济损失；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家仆工作的吸引力降低，而维持舒适的生活方式原本需要大量佣人。”

如果“黄金海岸”的大厦代表了“长镀金年代”的长岛，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代表长岛的，无疑是1947年动工的莱维特城（Levittown）这一典型的战后郊区。

以今天豪宅的标准看，威廉·莱维特当年修的房子都很小：最早的双卧室户型只有750平方英尺[3]的使用面积，没有地下室。但这些都是私人的、单栋的住房，配好了洗衣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对美国的劳工阶层而言，这些住房所提供的生活水准在过去是遥不可及的。而且这些房子建在郊区，说明普通家庭必定拥有私家车，虽然1929年未必如此，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莱维特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将战争期间用于修造兵营的建筑技术应用到民房上。但莱维特之所以认定他修的房子会有大众市场，就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重心急剧下移，而事实上，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富人在1929年拥有的购买力一去不返，普通工人的购买力却远胜于以往任何时期。

比较20世纪20年代与50年代的统计数字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在福利国家出现之前，美国政府觉得没有必要收集多少有关人们收入与开支状况的数据。当罗斯福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1/3的国民住房条件恶劣、衣衫褴褛、营养不良”时，他是在猜测，而不是宣读官方的统计数字。实际上，美国一直没有对贫困给出正式的官方定义，更不用说对贫困线之下的人口数目进行官方估算了。直到1964年，美国才给出了一个定义，以帮助约翰逊总统确定“伟大社会”的目标。不过，尽管存在数据方面的局限，20~50年代，美国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国家，这确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20~50年代，收入差异的剧烈缩小部分是由于平均化的缘故：50年代的富人要比20年代的富人穷得多。我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变穷：我们不是在谈论相对贫穷，即越来越跟不上收入增长的步伐，而是在谈论购买力的大幅绝对下滑。50年代中期，美国1%的最富者的实际税后收入可能要比一代人之前的水平低20%~30%，而占总人口0.1%的极富者的实际收入要比20年代的水平低一半多。50年代中期1%最富者的实际税前收入约与1929年相同，而0.1%极富者的税前收入下降了约40%，对富人征收的所得税税率剧增。

与此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以来大体上翻了一番，大多数家庭不仅提高了收入，生活也更有保障。雇主提供各种新型的福利，如医疗保险和退休金计划：战前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享有医疗保险，但到1955年，60%以上的人至少享有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