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3)（6 / 11）

战争中的失败，进一步促成了列强瓜分中国之势，英国趁机将蓄谋已久的“香港拓界”付诸实施；也正是由于甲午之败，激发了光绪皇帝变法图存的决心。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对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作深入细致的分析，要而言之，甲午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失败是加速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化的重要原因，戊戌变法则是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

近百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和研究文章数不胜数，随着一些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时代的变革，一些新观点也不断涌现，可谓百家争鸣。但无论戊戌变法存在多少历史的局限性，也无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存在多少认识上的偏颇、不足甚至错误和性格上的弱点、缺点，他们毕竟是那个时代走在最前端的人，尤其是谭嗣同，他所提出的“冲决网罗”、“视君亡犹易臧获”等等观点，都是前无古人的；在变法失败之际，他从容赴死、以血醒民的英雄气概也是令人景仰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的局限，达到那个时代不可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做出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做出的事情，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认知历史，应是我们的根本态度。

在戊戌变法中有几个细节，历来为论者所关注，而且与本书有关，需要加以探讨。

翁同龢被罢黜的原因

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近年有论者试图证明罢黜翁同龢的诏令并非慈禧太后强加于光绪皇帝，而是出自皇帝己意，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很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嫉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己意，康、梁不可能毫无党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罢相持同情态度如前所引。

我以为，在没有确证足以表明罢黜翁同龢并非出自太后懿旨之前，不宜轻易否定，所以在书中没有采用新说。

光绪皇帝“密诏”的真伪

康有为流亡海外，极力宣扬他所受皇帝之“衣带诏”，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二十八日之召见杨锐，初二之召见林旭，初五日之召见袁世凯，皇上皆赐有朱笔密谕。二十八日之谕系赐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初二日之谕系专赐康有为，初五日之谕系专赐袁世凯云。”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内容为：

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劝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而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今康刊露布之密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