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3)（1 / 11）

，先溺于水，至是铸金身以葬者。西北之侯王庙，则东莞陈伯陶碑文疑为杨太后弟杨亮节道死葬此，土人立庙以祀昭忠也。至白鹤山之游仙岩畔，有交椅石，据故老传闻，端宗尝设行朝以此为御座云。是皆有关斯台史迹，因并及之，以备考证。

一九五七年岁次丁酉冬月，新会简又文撰文，台山赵超书丹。而选材监刻，力助建碑，复刊行专集，以长留纪念者，则香港赵族宗亲总会也。

一九五九年香港政府立石

这篇《碑记》中所说有关宋王台故实，大体上是不错的。宋末二王驻跸官富场，在宋人撰《填海录》、《二王本末》、明人撰《压山集》等史籍中都有记载，清康熙《新安县志》称：官富山“在佛堂门内，急（汲）水门之东。宋景炎中，帝舟尝幸于此，殿址犹存。”清嘉庆《新安县志》也称：“官富驻跸，宋行朝录记载，丁丑年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营宫殿，基址柱石犹存，今土人将其址改北帝庙。宋王台在官富之东，有磐石方平数丈，昔帝囗驻跸于此。台侧巨石，旧有‘宋王台’三字。”按清《一统志》。“官富山在新安县东南七十里，又东十里有马鞍山，脉皆出自大帽。”“官富巡检司在新安县东南八十里古官富场，明洪武三年置。宋史：景炎二年，帝舟次于官富场，即此。”官富巡检司的驻地，大体在今之九龙寨城一带，所辖范围也大体相当今之香港地区，所以，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与香港地区的这一段因缘应是可信的。

但《碑记》中尚有可商榷之处。择其要者，略述其二。

第一，《碑记》中说到“九月如浅湾”，随即注明“即今之荃湾也”，而前面一句“其年六月，移跸古塔”，则语焉不详，“古塔”者，何也？查《厓山集》所载“古塔”，《填海录》则作“古墐”，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古塔”实为“古墐”之误，而昔日之“古墐村”即今之“马头围”，如是，则为宋王台遗址又添一佐证。

第二，《碑记》中称“石刻宜称‘皇’，其作‘王’，实沿元修宋史之谬”，因而改称“宋皇台”，为其“正名”。我意以为，此举大可不必。按：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正月元军占领宋都临安，益王赵囗和信王赵囗南逃，二人的身份是“王”而不是“皇”。当年五月初一，益王赵囗在福州即帝位，改元景炎，改封信王赵囗为广王，后又改封为卫王，景炎二年四月驻晔官富场，赵囗为“皇”，而赵囗仍为“王”，他继任帝位是景炎三年四月赵旱病逝囗州之后的事，所以在驻跸官富场时，人们仍沿用过去的习惯，并称二人为“二王”，“二王殿村”亦即由此而来，若称“二皇”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了。因此，我以为，“宋王台”之名并无不妥，无须强改古称而“正名”。顺便说一句，嘉庆《新安县志》中“昔帝囗驻跸于此”一语也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昔帝囗偕卫王囗驻跸于此。

帝囗与卫王囗后来为元军所迫，由官富场一路转战，流落于调州，帝囗病逝，卫王囗即位，改元祥兴，后又转战于厓山，祥兴二年二月初六，败于元将张弘范，陆秀夫负少帝囗蹈海殉国，南宋的悲壮历史至此结束。

但这里又生出一桩公案：帝囗病逝的“囗州”在哪里？对此，史家又有两说，各持己见。

一为“囗州即大屿山”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囗州，有三十六屿。”陈仲微《二王本末》称：“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囗州。囗州，广之东莞县，与州沿相对，但隔一水。”1926年兴建石壁水塘时，在东涌、大澳一带曾发掘出三大批宋代的铜钱和青瓷，其中有“淳佑”（1241—1253年）年号的铜钱，距帝囗入粤仅二十多年。因此，一些学者认为，香港大屿山即古之囗州，帝囗病逝在此，许地山、罗香林、叶灵凤等诸位先生以及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均主此说。如此说成立，则宋末二王与香港的关系就不仅是驻跸官富场，而更加密切了。

一为“囗州在化州”说。饶宗颐先生力主此说，曾有专著《九龙与宋季史料》，其中列有多项佐证，竭力批驳“囗州即大屿山”说，认为“囗州”在雷州半岛旁边，属化州，即今之硇州。主要依据是，《填海录》称：“……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调州，隶化州。”《压山集》称：“帝舟次于化之囗州。”邓光荐《文丞相传》称：“化州之囗州。”周密《癸辛杂识》注称：“囗州在化州。”

此二说各有所据，互不相让，迄今尚未有定论，且留待识者作进一步考察。又，古籍称二王行踪尚有“丁丑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一语，一些学者试图证明“梅蔚”即今大屿山之“梅窝”，亦尚未得确证。但无论囗州是不是大屿山，梅蔚是不是梅窝，宋末二王曾驻跸九龙、转战香港一带则是毫无疑问的。

抗英志士邓菁士等人生平考

在1899年“新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中，涌现了一批领袖人物，他们本是当地乡绅，在族人和乡邻当中素有威望。当时担任港府辅政司的骆克曾开列一份《有关乡绅及长老之保密名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