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世纪婴啼 (2)（10 / 11）

碑是1939年重修“达德公所”时刊立的，上面记载着的烈士、烈妇姓名，屏山乡八十一人，横洲乡三十三人，沙江乡十八人，长莆乡一人，下岸乡三人，鞍岗乡一人，上村乡四人，元岗乡四人，台山乡五人，鳌磡乡六人，山下乡五人，管乙乡五人，怀德乡三人，锦田乡一人，西路囗家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姓氏包括邓、林、陶、苏、李、蔡、黄、梁、杨、洪、薛、郑、冯、庄、陈、曾、关、何、胡、莫、彭、简、黎、骆、张、程、房、许共二十八姓，以邓姓最多。其中有些烈士姓氏不详，仅录下“阿英”、“阿珠”这样的乳名，有些烈妇连个正式名字也没有，如“邓门梁氏”、“苏门黄氏”等等，这是当时对已婚妇女的习惯称呼，而“兴娇林姑”、“连喜蔡姑”、“群妹黄姑”则是一些年轻姑娘的名字，死难时尚未出嫁，还保留着娘家的姓氏。每一个名字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当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强占他们的家园之时，这些农夫、农妇、农女拿起火铳、大刀、长矛甚至菜刀，与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军血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乡民们的抵抗运动终归于失败，英军占领了屏山，随即在乡民们视为“风水宝地”的屏山岭修建了两座建筑：警署和理民府，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威慑着被“征服”的百姓。那警署的红色瓦顶令乡民们触目惊心，强盗横行，豺狼入室，屏山的“风水”被破坏殆尽！邓圣时老人和我一起站在他所居住的四层楼阳台上，注视着那如巨石压顶的警署，对我说：“这块巨石，已经在屏山人心上压了将近百年。要说是风水，它就是风水；要说是心理，它就是心理；要说是政治，它就是政治；而说到用途，它是和我们为敌的，用来镇压我们的。这是我们屏山立村八百年来最大的耻辱！”老人把话说尽了，显然他并不十分笃信“风水”，而对当年那场流血斗争进行了深层的剖析：心理、政治、军事，说到底，是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主权国家，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酷爱和平的民族，强权政治、海盗手段，完全违背国际公理、人类道义，它又怎么能真正把中国人“征服”呢？屏山岭下，“英勇词”中，那“忠义留芳”纪念碑上一个个血写的姓名便是最好的证明！

当我从邓圣时老人手中接过纪念碑碑文的复制件，如获至宝，急切地拜读那被岁月湮没的姓名。我以为，这就是从大埔之战到吉庆围之战全部死难烈士的名单，就是鸡公山下的“义家”所掩埋的血肉之躯的名单。但是我错了，碑上只有一百七十三个名字，而在“新界”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烈妇的数目则数十、数百倍于此也不止，英勇词中祭祀的死难者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与这片浸透鲜血的热土共存了。

若干历史事实的考订与思辨

本书所写的事件，自1898年4月中、英关于香港拓界的谈判始，至1900年1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终，但涉及的历史远不止此，实际上，有关晚清史、香港史和“新界”家族史的许多问题都无可回避。其中有些问题已有定论，有些则扑朔迷离，我在采访、考察中得以逐步弄清，还有一些则已被岁月所湮没，目前尚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关于邓氏迁居锦田的年代

邓氏是“新界”五大家族之一，1899年抗英斗争的主力，因此，对邓氏家族史不可不详察。邓氏原籍江西吉水县白沙村，宋代迁居到此，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迁居锦田的年代和始祖，却历来有两种说法。

一为“汉黻迁居锦田”说：北宋初，江西吉水白沙村人邓汉黻，官至承务郎，宦游广东，乐粤俗之淳，于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卜居于东莞岑田，即今之锦田，是为江西邓氏迁居锦田始祖。邓圣时先生提供的《锦田邓氏族谱》、《屏山邓氏族谱》均主此说，并有《田赋记》、《邓氏族谱图记》、《符公碑文记》、《南屏邓公墓铭》等历史文献以资佐证。

一为“符协迁居锦田”说：邓符，字符协，号瀛斋，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登进士，授阳春县令、权南雄淬，后宦游至宝安，因觉风土之优美，乃奉三代考妣，迁葬于此，并于圭角山下，创办力瀛斋，建书楼，读书讲学，为邓氏迁居锦田始祖。清嘉庆年间王崇熙撰《新安县志》主此说，且在香港流传甚广，出版物中多所引用。

两说相比，前后相差九十六年。我采用“汉黻迁居锦田”说，理由是：邓氏老族谱由邓氏十三世祖、明宁国府正堂邓彦通续写，成书年代在十四世纪末，远远早于清嘉庆年间编纂的《新安县志》，且有其他旁证甚多，如：1565年，邓世隆撰邓氏族谱序称：“汉黻公膺承务郎，宦游入广东，……遂筑室建基于邑之岑田……此公为一世初祖也。”1566年，邓垂范撰《符公碑文记》称：“汉故先……开宝中兴始徙东莞岑田里。”1708年，《邓都庆堂五大房间派宗祠重修碑记》称：“始祖汉黻公仕宋为承务郎，于开宝六年宦游至粤，卜居于莞之九都圭角山下。”由此足见，邓氏族谱本身流传有序，为粤派邓氏五大房所公认，其权威性当无可怀疑，而《县志》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