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灵肉鬼神 (1)（2 / 11）

这不是爱我，是在罪我呢！”林若翰苦笑笑，他感谢他们对他的爱护，却拒不接受他们的劝告。

阿惠把早餐端到房间里来，林若翰用过早餐，把手洗净，穿上庄严的圣袍，拿上雨伞，吩咐阿宽备轿，要和倚阑一起出发了。牧师的女儿当然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每个星期日的“主日崇拜”是必定要参加的。

身体虚弱的老牧师由女儿搀扶着，颤颤巍巍走下楼，在客厅里碰到了易君恕。

“翰翁……”

“易先生也是要拦我吗？”林若翰苍白的面颊泛起微笑，心里在想着，对这位客人的劝阻该如何回答，才能不拂人家的好意。

“您有您的信仰，我怎么好阻拦呢？”易君恕说，“也许您走在通往教堂的路上，心情最为舒畅，最为有益您的健康。只是，贵恙初愈，出门请多保重才是！”

“谢谢易先生！”林若翰深为感动，易君恕的这一句话胜过了家里人所有的那些琐言碎语，这才是一位学者的风范。想到这里，他倒萌生了一个念头，“易先生，我早就想邀请您前往圣约翰大教堂参观，今天岂不正是一个机会？”

邀请是真诚的，林若翰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流露着自豪和对对方的尊重。

“多谢翰翁的盛情，不过……”易君恕显然没有这个准备，略一迟疑，说道，“我以为，凡进入那神圣殿堂的，应该是具有坚定的信仰的人，而我是个教外的凡夫俗子，恐怕并不适宜……”

婉言谢绝也是得体的，既没有亵渎人家的神圣，又不愿随波逐流附庸风雅。林若翰明白无误地听懂了对方这番话的真正含义，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圣父、圣子、圣灵，至今并没有为易君恕所信仰。但他却又相信，像易君恕这样的人，一旦接受洗礼，皈依基督，必是最坚定的信徒，绝对不会像当年他在华北赈灾中所发展的教徒那样“吃教”。而在易君恕真正建立起信仰之前，又坚决不肯“滥竿充数”，这也正显示了他的正直和严肃。林若翰知道，自己对易君恕的感染至今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要吸引这样一位有思想、有见识、有追求的中国学者自觉地拜倒在基督的脚下，还需要花费长久的努力，也不可操之过急。

他也不再勉强，道声“再见”，出了客厅，朝大门走去，轿子已经等在翰园门口。

翰园离圣约翰大教堂其实很近，不过半英里的路程。林若翰之所以每天乘坐轿子来往，多半是为了维护牧师的尊严，再加以年纪大了，徒步行走山路也已经感到吃力。倚阑扶着父亲上了轿子，自己沿着松林径走下去，到圣约翰大教堂也只需要十几分钟。

林木蓊郁的“政府山”徐缓地起伏延绵，一派浓绿中矗立着香港最重要的三座建筑：上亚厘毕道旁的总督府，红棉道旁的英军司令部，炮台里的圣约翰大教堂，这片不大的三角形区域，却是香港的政治、军事、宗教的中心，堪称香港的心脏。三座建筑之中，总督府规模最大，而最为雄伟壮观的则是圣约翰大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在今日之香港尚无出其右者，远在维多利亚港便可以眺望它的雄姿。

圣约翰大教堂的历史几乎和香港开埠的岁月一样长。

早在1838年，英国人史丹顿只身远渡重洋，来华传教，1840年秋在鸦片战争中被驻守广东的清军俘虏，四个月后获释返英，仍念念不忘俟机东来。1841年，随着大英皇家舰队对香港的武装占领，基督的福音传到了这座海岛，英舰牧师菲利浦在九十八师舰长爱德华的支持下，建成了以本板为壁、洋布为窗的第一间简易礼拜堂。1842年，鸦片战争停息，香港正式割让英国，伦敦圣公会封史丹顿为圣品，派遣他来港开办教会。是年，圣公会信徒在花园道口的美梨操场建起一座临时性木棚，以供在此驻扎的军人、港府的官员以及各种身分的欧籍侨民祈祷，这座木棚便是圣约翰大教堂的前身。

1844年，史丹顿牧师倡议建立一座永久性的礼拜堂，得到刚刚上任的第二任港督戴维斯的支持，1847年3月11日奠基动工，整整两年后即1849年3月11日落成，仅仅稍晚于1843年落成的天主教圣母原罪堂，但又比1865年落成的巴色西人愉宁堂、1866年落成的圣公会圣士提反堂、1867年落成的巴色会客家礼拜堂、1872年落成的圣约瑟教堂都要早得多。最初它曾经被设计成当时英国本土流行的“哥特式”，像大多数教堂那样。但后来却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因陋就简，吸收了11世纪至12世纪期间从法国传入英国的“诺曼式”，注重它的实用价值、深厚凝重的气势，而不像后期的“哥特式”那样精工巧作、玲珑剔透。因为在圣约翰大教堂设计和兴建之初，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刚刚踏上香港土地的英国人喘息未定，首先兴建的官方建筑是红棉道旁边的英军司令官邸，当时连港督的住处还没有一个固定的着落，如今人们看到的总督府是迟至1855年才落成的。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自然也不可能指望从本土运来精于西方建筑的技术工人和笨重的砖、石、木料，一切只能就地取材，采大平山石，挖港岛土，招募当地和来自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