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五章 惩戒（二）（3 / 6）

，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

而且，农民起义，内部矛盾也加速了士族阶级的灭亡。到了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特别是在大唐，在杜睿倡导变法之后，世家大族更是从根本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削弱，尤其是那五姓七望。

五姓七家概念在隋唐之时的广泛流传，使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士族制度更加兴盛起来，人们对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士庶高寒间也形成了极深的鸿沟。

”五姓七家“，”恃其族望，耻与诸姓为婚“，傲慢进行着内部通婚，以保持高贵血统。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范阳卢氏世代婚姻；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

就连历史上盛唐宰相薛元超都感叹：”此生所遗憾者，未能娶五姓女！“

薛家已属以韦、裴、柳、薛为成员的”关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见其影响。

历史上太宗皇帝就是因为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曾说过：”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当时，太宗皇帝曾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编修者无视皇室，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皇帝的干预下，《氏族志》抬高皇室，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

实际上，太宗皇帝在历史上，抑制”山东士族“时也是极不自信的，因为在打击世家大族的同时，皇室又自称其祖出自陇西李氏，且以此为荣。

高宗时代依旧打压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禁婚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子孙，不得自为婚姻。“

可是结果依旧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们互相为婚，反倒在无形中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

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虽自称出自陇西李氏，但受怀疑，且有胡化之风，不为崔卢所重。

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

为此文宗无语：”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即使是到了文宗时代的晚唐，门阀观念不仅没有减弱，相反更为严重。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盛唐时，”五姓“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原因一是，当时建唐的功勋关陇军事集团有很大势力，二是皇帝有意压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而当时”五姓“多以门荫入仕，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政治中枢进行重建，”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比如荥阳郑氏，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而自中唐开始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郑半朝“之说。

又如清河崔氏，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两人，事变后进入中唐则陆续有八人为相。

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再有就是在适应科举考试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优势。如范阳卢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进士者超百人，这一数量令人惊异。

要知道，唐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录取人数又少，卢氏能有此成绩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李德裕”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尤恶进士“，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

可以说在历史上的大唐，对世家大族的打击非但没有成功，甚至还有助长的苗头，因为不单单有五姓七望，还曾衍生出了新的世家大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