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里店“飞毛腿”案 (1)（2 / 11）

“什么？！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这怎么可能？”

老孙苦笑一声说，你觉得邪吧？我也觉得邪。其实，这案子还有一个代号，叫“十八里店飞毛腿”，因为它最早发案的地方，在朝阳区十八里店，作案的那小子，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飞毛腿”。

一个人，做了三百八十起强奸案。我觉得邪，老刑警孙队也觉得邪。但是没办法，事实如此。对这个曾让京城捕头们困扰了十年的奇特案犯，老孙给了一句评价：“他的想法，从来没跟我们一样过。”这大概也是抓捕“飞毛腿”最让警察们头疼的地方了。

实际上，因为这个案子前后牵涉太广，除了老孙提供的材料，我特意和其他警界人员进行了核对和交流，以保证其内容的可信。比如，我曾和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警务人员问起，这三百八十起案子，是否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会不会有别人的案子混在里面。那位同样熟悉此案的老警察很坚决地表示，没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事实上，“飞毛腿”最后被擒，正是因为警方通过技术手段，已经确认这些案件都是一人所为，所以才能够通过作案手法的比对将其归案。

这位老警察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在预审的时候，“飞毛腿”居然对三百八十起案件（实际上有些案件如果不是他交代，受害人都没有报案）中每一起的细节记忆清晰，补充了大量警方没掌握的线索，甚至多次和警方斗智斗勇的前后经过都能叙述清楚。起初，有些警察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逐渐理解“飞毛腿”的作案，酷似吸毒，从最初的偶尔作案，到后来则变成不能自拔。每次作案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最刺激和最有快感的事情，总要反复回味。甚至到不作案，简直就过不下去的地步。人对自己经历的这种极刺激的事情总会记忆特别深刻。你若问他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他也记不住。

“从哪儿说起呢？”老孙挠挠头，“这案子，最初不是交给我们十三处的，”老孙说，“最开始抓‘老流氓’的抓法很不正规，主力极有时代特色，叫做‘首都工人民兵’，那动作简直跟打个战役似的。”

工人民兵，最初是我国作为预备役部队建立的准军事部队，跟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一个性质，只是人数最多的时候高达两千万，这就没一个国家能比了。在特殊的时代，工人民兵很快从单一的预备役部队变成了万能胶和多面手。搞宣传，派民兵；抓特务，派民兵；来外宾，派民兵；开批斗会，派民兵；连教街道老太太认字，都用过民兵。在“文革”公检法陷入相对混乱的时期，工人民兵在北京更成了类似今天武警的角色，经常被用来应付突发事件和治安恶性事件，虽然装备和训练远不能和正规人员相比。据说，让民兵抓“老流氓”，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招儿。

“飞毛腿”案第一起，发生在1972年夏天。当时报到“革委会”，情况是有一案犯蒙面裸体夜入十八里店一农村民宅，强奸了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媳妇。受害人半夜惊起，连案犯的身高体态都说不清。

不久，就发生了第二起，这次地点在靠近今天朝阳区边缘玛钢厂收费站，也是农村，案情几乎相同，唯一区别是案犯自称“老流氓”。此后，这样的案子接连发生，都是强奸，顺便盗窃，作案范围以朝阳区双桥为中心，方圆大约十里，最远的到通县、顺义等地，每一次案犯都自称“老流氓”。面对一系列恶性案件，当地治安部门束手无策，引发了极大震动，“老流氓”的称呼也不胫而走。

案子很快惊动了当时首都的一把手吴德。

有人说“文革”时候治安好，其实是中国的老百姓老实，我们的治安一向不错，不是“文革”开始治安变好。“文革”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儿咱们就不讨论了，咱们说这案子。

因为治安一直不错，吴德听汇报，知道自己辖区竟然还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人物，大为吃惊。之后就是严加部署，要求务必将其捉拿归案。吴德是在冀东军区当过政委的，指挥部队习惯了千军万马，抓“老流氓”一出动就是三百工人民兵。搁现在，要在双桥这么干，吴德同志自己可能就进去了。要知道，在北京动用三百名武装力量绝对是个大事儿。90年代，北京有一位公安局副局长碰上一起硬茬儿的案子，出动了99名防暴队员（一共100个，他留了一个看家）下手。这99名身穿防弹背心的防暴队员手持“微冲”，训练有素，沿着长安街风驰电掣而去。任务倒是给他们完成了，局长同志的检查也开始写了。写了无数次都不能过关，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深刻呢？

最后担任审查的老大总算看在同行份儿上给了局长同志一个底：“99个荷枪实弹的防暴队员，中南海都能让你冲进去了，你自己想想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有这个底，局长才明白自己捅了多大娄子。

后来碰上这位局长同志，老萨实在忍不住，问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您那99个防暴队员，要是真的冲中南海，能冲进去吗？”

局长大人属于那种很实诚的人，“嘿嘿”一声苦笑，说：“冲，大概是进得去的，能不能出得来，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