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密谋（5 / 7）

可望的欢心。张虎跟孙可望一副德行，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他先是将朱由榔赏赐的金簪说成是让他刺杀孙可望的暗器，接着又向孙可望“爆料”，说李定国已经控制了朝政，永历帝成了摆设。（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

除此之外，张虎还根据自己的观察，向孙可望报告了李定国的实力，说云南“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

经张虎这么一蛊惑，孙可望下了定论：“永历负义，定国、文秀谋反”。白文选还想极力调和，结果挨了孙可望的一顿板子。诸将领极力担保求情，白文选才免于一死，回军中效命。

拿定“死扛到底”的主意之后，孙可望派张虎回昆明复命，并提出“须安西亲谢乃可”的条件。“安西”便是曾任安西将军的李定国，傻子都看得出来，不还好意的孙可望是想置李定国于死地。

孙可望算是翻脸了，但李定国还想再做一次努力，又派王自奇、张虎前往贵阳劝说。李定国没有想到，这次派人还不如不派。王自奇在昆明信誓旦旦，一到贵阳就原形毕露，说“定国孤军易擒”，极力怂恿孙可望尽快率军入滇“平乱”。

王自奇回到昆明后，又四处散播消息，“力言可望必不可和”，故意制造紧张气愤，然后返回楚雄伺机而动，准备接应孙可望大军。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视权力如生命的孙可望是绝不可能跟朱由榔、李定国合作的。

首先，孙可望有休养多时的二十万军队，李定国只有疲惫不堪的四万残兵，二十万“精壮汉”怎么可能向四万“流浪汉”服软？丢不起那个人！

其次，朱由榔、李定国在云南并没有真正站稳脚跟，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都唯孙可望之命是从。一旦孙可望付诸武力，完全可以里应外合，轻而易举达到目的。

孙可望在贵阳积极整军备战，昆明的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却没有任何警觉与防备。他们认为，孙可望是比较混蛋，但不至于混蛋到“磨刀霍霍向兄弟”的地步。

李定国、刘文秀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在这个世界上，权力、金钱、私欲，足以扭曲一个人的灵魂。

如今的孙可望早已不是当年的孙可望，那个励精图治、志向高远的孙可望已经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利欲熏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孙可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神”李定国在不远的将来，也会亲身体验这种令人扼腕叹息的嬗变。

李定国相信孙可望良心未泯，大敌当前之时不会做得太出格，但滇黔对峙已成定局，重新进军两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不过，受封为蜀王的刘文秀仍在按既定计划进取四川。

永历十年（1656年）春，刘文秀派高承恩率前锋部队渡金沙江北上，进抵四川雅州，接着派祁三升统领狄三品、杨威、贺天云、郑守豹等部，组成另一支前锋进驻嘉定。九月，刘文秀亲率数万大军抵达洪雅，建立蜀王府，着手准备光复四川。

“衰神”刘文秀兴致盎然地进军四川，却发现根本施展不开拳脚。

第一，滇黔对峙态势不明，李定国兵力有限，刘文秀不敢离云南太远。

第二，由于多年混战，除了嘉定、雅州地区有杨展打下的底子，基本能够自给以外，四川大部地区均是荒无人烟、饿殍遍野。这也是清军一直留守汉中、保宁，没有在四川全面进军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刘文秀只能老老实实守在建昌、嘉定、雅州一带，化整为零，开荒种地，恢复农业生产。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二月，在四川“毫无作为”的刘文秀被朝廷召回昆明，数万大军相继撤回云南，只留下高承恩的几千人留守建昌、雅州。

李定国、刘文秀没有料到，这一次不太成功的进军，竟然成了滇黔内战的导火索。

滇黔内战

刘文秀打四川，关孙可望什么事？

确实不关他什么事，但孙可望一向喜欢没事找事。

在进军四川的诸将领中，祁三升是孙可望的部将，在刘文秀的派遣下运动到川南一带。得知祁三升在四川，孙可望便派人前往拉拢，以“老领导”的身份要求祁三升镇守遵义。李定国很快就发现端倪，令祁三升率军返回云南。

两边都是领导，听谁的？

与部下商议后，祁三升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听李定国的，不跟着孙可望瞎起哄。（今西府尊永历为民主，名正言顺，我等亦有所依，当遵西府之调为正。）

祁三升奉命返回云南，孙可望大为光火，竟然派兵追击，将祁三升的辎重悉数缴获。永历十年（1656年）十月，灰头土脸的祁三升返回昆明，向朱由榔、李定国哭诉。

李定国没有报仇的实力，也没有打内战的心情，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定国一面加强云南的防御，一面急调刘文秀大军回滇，防备孙可望的偷袭。滇黔顿时剑拔弩张，一场内战在即。

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经充分准备之后，孙可望在贵阳誓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