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危局（4 / 5）

义，推倒了山西的多米诺骨牌。在山西各地，万练、刘迁、姜建勋、胡国鼎、魏世骏、白璋、韩昭宣等纷纷率义师响应。那位崇祯时期极不靠谱的李建泰，也在故乡曲沃组织义师抗清，并策动了翼城等地的起义。短短十几天时间，遍地开花的山西全境打成了一锅粥，甚至波及到陕西、甘肃等地区。

出现这样一呼百应的局面，似乎只有一种解释：山西这个老“沦陷区”已经憋得太久太久！

几年来的怒气瞬间喷发，形成了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不出一个月，层出不穷的义师攻城略地，山西大部传檄而定。清军在省会太原的外围，只控制着榆次、平定、乐平（今山西昔阳）、崞县（今山西原平）、盂县等几个城池，太原几乎成了孤城，危在旦夕。

山西闹腾得再厉害，对南方的永历政权而言似乎转机不明显，但对近在咫尺的清廷而言，麻烦可就大了。

事情闹大了，多尔衮这才想起来安抚姜瓖，赶紧派人到大同做思想工作。使者向姜瓖解释，阿济格大军是冲着喀尔喀蒙古去的，不是冲着你姜瓖来的。如果你能悬崖勒马，朝廷可以既往不咎。

姜瓖又不是三岁小孩儿，他深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道理。什么“缴枪不杀”，恐怕是早上缴枪，中午被杀！既然已经被逼到这一步，只有死磕到底了！

招抚不成，只能诉诸武力。但是，山西的声势太浩大，仅凭阿济格、博洛那点人很难对付。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山西的局面如果不能尽快平定，势必引发北直隶、河南、山东的连锁反应。推到中原这排“多米诺”，北方便可通过夔东山区、安徽等“抗清游击区”与南方连成一体，全国的形势将发生逆转。

永历三年（1649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尼堪（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第三子）率军入晋，配合阿济格、博洛进剿各地义师。

一个月过去了，阿济格、博洛、尼堪的大军仍无明显进展，山西义师一个比一个难对付。当然，最难啃的还是固守大同的姜瓖。

多尔衮入关以来第一次急眼了，于是发生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多尔衮亲征！

亲征！亲征！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多尔衮的身体便处于“亚健康状态”，又身为“皇叔父摄政王”主理朝政。因此，不管天下打得多热闹，嗜战如命的多尔衮一直都是待在北京运筹帷幄。

从消灭弘光政权，到进剿隆武政权，再到夺取湖南、两广，多尔衮无非是派几员大将，轻松加愉快地搞定。多尔衮没精力亲征，也没必要亲征。

如今，姜瓖想先这么耗着，但清廷拖不起。山西搞不定，北京就危险了，多尔衮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稳坐钓鱼台等着听捷报。

多尔衮带着八旗精锐直奔大同而来，还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很快便拿下浑源、应州（今山西应县）、山阴等地，切断了大同与山西中部义师的联系。

就在多尔衮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大同时，北京传来急报：多铎感染天花，生命垂危！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尔衮拍了拍大腿，暗自埋怨：小十五啊小十五，你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这不是拆十四哥我的台吗？

埋怨归埋怨，多铎毕竟是自己的同母兄弟，如今时日无多，怎么着也要回去见上一面。三月，多尔衮从山西撤回北京。同月，多铎病死，多尔衮不得不滞留北京料理后事，山西只有暂时交给阿济格、博洛等人处理。

多尔衮第一次亲征山西，虽然历时短暂，但有效地切断了大同与其他义师的联系，为清军进一步围困大同提供了契机。

从四月开始，阿济格执行多尔衮临行前制定的作战计划，对山西事变的始作俑者姜瓖实施“铁桶战术”。

但是，山西的形势并没有因为大同被死死围困而有所改观。除了山西本地义师四处扩大战果以外，陕西王永强、王永镇义师也在夺取陕北广大地区后，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凑热闹。

四月底至五月初，义师先后夺取了汾州（今山西汾阳）、祁县、武乡、榆社、清源（今山西清徐）、徐沟等地，清军只控制着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少数几座孤城，山西的局势更加对清廷不利。

到了六月，山西的清军已经不够义师“吃”了，魏世骏所率义师又进入北直隶、河南境内，夺取了武安、林县（今河南林州）、涉县等地。刚刚料理完多铎后事的多尔衮抓狂了，决定再次亲征。

为了平定山西的局面，多尔衮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下了血本。在山西战场，满八旗中会打仗的将领基本上悉数到场，只有下狱后自尽的豪格、染病亡故的多铎和正在清剿湖南的济尔哈朗三人缺席。我们熟悉的阿济格、博洛，还有尼堪、硕塞、满达海、瓦克达等将领，此时都在山西跟义师玩命。在陕西战场，镇守汉中的吴三桂、李国翰（汉军镶蓝旗人，定西将军）奉命北上，与孟乔芳（汉军镶红旗人，陕西总督）会合，在剿灭王永强义师后，也转入山西配合清剿。

多尔衮第二次亲征历时两个月，战果并不明显，于八月匆忙返回北京。天下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