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争（6 / 7）

两个现成的，只是血缘关系远了一点而已。

一个是寓居杭州的唐王朱聿键，但在杭州尚未失陷的时候就跑没影了。一个是寓居临海的鲁王朱以海。博洛在杭州召集诸王时，鲁王以路途遥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前往，继续待在临海观望，得以幸免。

妥了！请鲁王朱以海同学过来换衣服！

不过该说的话还得说清楚，朱以海的血缘关系实在远得可以。他出自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朱檀这一门，是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跟崇祯皇帝朱由检是九代以前的叔侄关系。这种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要是普通百姓，连远房亲戚都算不上，充其量论个族人，其实早就形同陌路了。

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太僵化、太迂腐，但在当时却是一道“硬门槛”，要不是郡王都死得差不多了，血缘较亲的又隔得远，朱以海做监国？做梦都甭想！

血缘是远了一点，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张国维的动议得到孙嘉绩、郑遵谦、朱大典等人的支持，鲁王朱以海于闰六月至七月间被迎到绍兴，就监国位。张国维出任督师，节制浙江境内的抗清武装。

当时，早已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也流落在浙东，准备入朝觐见，被张国维参了“十大罪”，没敢去送死，就在方国安的手下混。

鲁王就任监国后，对浙江地区形成了有效的领导。王之仁、方国安两支正规武装作为抗清主力，又有各地兴起的义师支持，形势一片大好。张国维依托钱塘江天险，布置沿江防线与清军展开对峙。

一块比江阴还要硬上好几倍、大上几百倍的骨头，正等着清军去啃。

“左派”VS“右派”

尽管浙江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南明的方向发展了一大步，但鲁监国政权内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鲁王朱以海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就任监国之后，终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较弘光皇帝朱由崧有过之而无不及，致使“朝政”一片混乱。鲁王元妃张氏的哥哥张国俊摇身一变成为“国舅”，得到重用后四处仗势欺人，飞扬跋扈，搞得怨声载道。

比“朝政”更严重的是武装力量内部的倾轧。方国安、王之仁以“正规军”自居，藐视各地义师的力量，千方百计加以排挤。在军饷方面，方国安、王之仁采取“一军两制”的方针，“朝廷”派发的粮饷全部划拨给两支“正规军”，义师得靠自己筹集。

没有粮饷，义师只有到处找乡绅“化缘”，遇到开明一些的富绅，多少还能给点儿。但依靠“化缘”度日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饿着肚子的义师要么解散，要么开始向老百姓伸手，剩下的义师就这样被逼成了“土匪”。

在与清军抗争的策略上，尽管督师张国维着眼于防守，但形势的好转让浙东政权难免有些急于求成。八月，方国安、王之仁率部进攻杭州，结果遭遇惨败，造成五千多人的无谓牺牲，浙江政权的军事力量受到削弱。

让鲁王朱以海、督师张国维都没有想到的是，内部的纷乱还不算是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们感到进退两难的，是福州送来的一份“诏书”。

九月，来自福州的使者——兵科给事中刘中藻来到绍兴“宣诏”，并提出“联合抗清”的两个条件：

其一，鲁王放弃监国，归藩王位，承认福州政权的领导。

其二，福州政权保证浙江官员职务、级别、待遇维持现状。

实事求是地说，福州的条件还是挺优厚的，无非是要浙江表一个态度，但在鲁监国政权内部却引发了轩然大波。联合还是不联合？群臣迅速分成了两派。

钱肃乐、朱大典、方国安等人赞成联合（算是“右派”），认为“大敌在前，未可先雠同姓”，主张鲁王放弃监国，承认福州政权领导。他们认为，接受福州的条件，可以解除浙江南部的后顾之忧，壮大抗清力量。同时，在光复故土方面，更靠近南京的浙江无疑占据着地理优势。钱肃乐满怀信心地说：“若我师渡浙江，向金陵，大号非闽人所能夺也。”

与此相反，张国维、王之仁、张国俊等人坚决反对这种“屈辱”的联合（算是“左派”）。他们认为福州政权来路不正（无坐登大宝之理），主张浙江、福建“单干”，仿照当年项羽与刘邦“成功之后，入关者王”的典故，以抗清的成败论英雄（有功者王，定论不磨）。在反对联合的队伍中，甚至有人放出狂言，主张向福建动武，论个高下。（凭江数十万众，何难回戈相向！）

初看起来，这两派似乎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水火不容，其实他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将来由浙江政权承继大统，只是实现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右派”愿意借坡下驴，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借助福建的力量向清军反击。浙江占据着地理优势，在今后的格局中占有先机，暂时的让步是值得的。

“左派”排斥一切外来势力，认为凭浙江一己之力完全能够搞定，没必要欠福建的人情，省得以后还得为“分赃”打官司。

仔细琢磨一下，我们会发现分歧背后的玄机：“右派”是想“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