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疑案（7 / 7）

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十二月，高杰向留守黄河的清肃王豪格发了一封信，中心思想就一句话：“欲会师剿闯，始终成贵国恤邻之名。”

原来如此！

志气高昂地率军北进，原来是想帮清政权“打短工”，一起收拾李自成。

老史，你有才！

弘光军队想帮忙，还得看东家愿意不愿意。肃王豪格的回书开宗明义地写道：“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将军功名不在寻常中矣。”

一张热脸，贴一冷屁股上！

原本是奉命来帮忙的，却被清军默认为“投诚”，上哪儿说理去？既然清军不识抬举，高杰索性沿着黄河展开防御。（沿河筑墙，专力备御。）

到达归德（今河南商丘）后，高杰要求睢州（今河南睢县）总兵许定国前来商议防御事宜，但许定国竟然不来。高杰郁闷了：破天荒地搞了一次“北伐”，怎么总遇到冷屁股？

许定国这样做，源自多年前的一桩血案。

高杰曾经跟着李自成闯荡江湖，带着一群乌合之众路过一个小村子，搞了一次“三光”。其中的一户全家老幼都被残害，只有一人侥幸得脱，这个人就是许定国。后来，高杰向明军投降，两人共同效力于朝廷。许定国表面上与高杰交好，却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仇。

当年四处乱窜，杀人如麻，高杰哪里知道还有这桩旧案，只是觉得作为堂堂的四镇总兵之一，老朋友却不给面子，自己有点下不来台。高杰咽不下这口气，于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初十，带着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前往睢州，找许定国把话讲清楚。

其实，王之纲奉命以河南总兵的名义“开疆”归德时，久居睢州的许定国担心被吃掉，早就坐不住了，暗中让两个儿子过河做人质，投靠了肃王豪格。

高杰到来后，许定国派人给豪格传话，要求清军过河支援。哪壶不开提哪壶，豪格一听就窝火：老子手上要是有兵，还用等你来请？

当然，这话不能对许定国讲，豪格后来给多尔衮的奏报中说“未奉旨不敢擅往”，其实就是兵太少，不敢轻举妄动。

清军的援军不肯来，许定国只有自己想办法。十二日，许定国摆了一场“鸿门宴”，高杰不听越、陈两人的劝阻，执意赴会。当夜，高杰被许定国暗杀，越其杰、陈潜夫仓皇逃走，史称“睢州之变”。

十三日，得知主将被杀的“高家军”大举攻入睢州，充分发扬乌合之众的“优良传统”，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屠杀，兵力处于劣势的许定国趁乱渡过黄河，正式向清军投降。

高杰死后，几万军队群龙无首，早就看高杰不顺眼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开始蠢蠢欲动，纷纷痛打落水狗，准备将四镇中兵力最强的“高家军”据为己有。

唯一一次“北进”搞成这个局面，史可法实在是有苦难言，只能亲自赴徐州善后。

为了安抚“高家军”，弘光皇帝命高杰的妻子邢夫人统辖“高家军”各部。史可法则与诸将约盟，立高杰之子高元爵为兴平伯世子，又提拔高杰的外甥李本深为提督，打破了其他总兵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

邢夫人很清楚，凭借她和李本深的本事，是驾驭不了“高家军”的。因此，邢夫人建议史可法收高元爵为义子，实际上就是想将“高家军”改造成“史家军”。但是，史可法嫌高杰是“流贼”出身，婉拒了邢夫人的动议，让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作了“替身”。

史可法如此因循守旧，实际上是将“高家军”当成了弃子，江北防线的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睢州之变”对史可法的打击太大，致使他认定“中原不可复为”，将高杰军队从睢州撤回徐州。由于善后处理不当，“高家军”陷入内讧。史可法无计可施，轻易放弃了军事重镇徐州，于二月南下，退保扬州，弘光政权在淮河的防线不攻自破。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到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清、顺两大政权在西北死磕，南明弘光政权本可以在一旁养精蓄锐。但是，死性难改的“南混”却继续左手跟右手较劲，闹腾得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

“活雷锋”李自成为弘光政权争取到的宝贵喘息时机，就这样被“三大疑案”、“睢州之变”消耗殆尽。

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