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5 / 8）

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象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建立了中国人的明朝，且一直统治到1644年。

五、明朝的民族优越感及后撤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空前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新儒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29－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但对两者都不满意，又转而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杰出的综合才能，他发展了一种解释方法。这种解释方法综合了佛教、道教诸成分，更令人满意地适应他那个时代。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忽视和缺乏教育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不久将亚里土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成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并入新儒学综合体。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前外来的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已明白地显示于世界。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来票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这一新儒学构成了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直至19世纪后期。其结果是用理性的补充和对原理的阐述加强了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这十分有利于无可比拟的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但其代价是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可笑的循规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新儒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兼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缺少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但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在外省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区分官僚和贵族虽有意义，但明、清两代的中国却是由他们联合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一直合作到最后。以前，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尽量避免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冲突。

富有启迪意义的是，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对照，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资产阶级由于所处的社会的多样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这种自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见本章第三节）。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象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影响。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节所述，是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2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以新儒学为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复杂多样的文明；在这里，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但没有被埋没，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