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卅四)（7 / 8）

重之处，流亡益多；旧轻之乡，归附益众。”从陆贽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安史之乱后的民户迁徙与两税法的实行有着必然的联系。建中元年施行两税法时，朝廷规定“每州各取大历（767—779年）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而且“大历中非法赋敛，急备供军、折估、宣索、进奉之类者，既并入两税矣”。

这样两税法实行后，各道、各州每年上缴朝廷的赋税，不仅是大历14年中上缴最多的一年的税额，而且将过去临时摊派，向各道、州“宣索”，以及各道、州和百姓的负担加重，对定额重的地区尤为不利。各道、州的定额有轻有重决定于旧额的有轻有重。

问题在于实行两税法时简单地以旧额为征收的定额，没有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平衡。陆贽指出“谋始之际，不立科条”，使臣至各地又“专行其意”，“逮至复节于朝，竟无类会裁处”，“其于踳驳，胡可胜言！”

这就是说，黜陟使在出发前并没有统一规定，只有黜陟使主观决定，回朝复命时，又没有加以平衡，结果乘桀错杂就不待言了。以轻重不一的旧额为定额，势必造成“旧重之处”民户流向“旧轻之乡”，这是两税法后民户迁徙的根本原因。以旧额为定额，对“旧重之处”的长吏是个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想出对策。

“长吏惧在官之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即罚俸），只于见在户中，分外摊配。”这以渭南县最为典型。李渤指出：“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四十余户；阌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一千余户。其他州县，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于摊逃，约十家内有一家逃亡，即摊赋税使九家共出。税额长定，有逃即摊。……逃摊之弊，户不仅不休。”将逃户的摊在未逃户头上，使原已重的赋税更为沈重，势必使更多的民户出逃，以致竟然逃走了三分之二以上。可见，“摊逃”是两税法后民户外徙的一个重要原因。摊逃的根源仍在于“以旧额征税”这一做法上。

此外，“自定两税以来，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即以户口增减为考察各州刺史政绩的依据。这样，增减户口就成为各道观察使、各州刺史的切身利益问题，结果就出现了各道、各州之间争夺民户的竞争。例如：贞元年间有些“州县行小惠以倾诱邻境，新收者优假之”。在元和年间，各州刺史“招引浮客，用为增益”。这都说明两税法后地方长吏不仅招引浮寄客户，甚至倾诱邻境的土户，以增加本地的户口数量。这也是两税法后促使民户迁徙的一个原因。

两税法后大量民户离乡背井，流向“旧轻之乡”，进一步改变南北人口比例，还对唐后期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使得国家编户大为减少，浮寄客户大量增多。这不仅有社会现实客观因素的存在，还有地方长吏的主观因素。前者很容易理解，后者则有点匪夷所思。

两税法后，大量编民转为浮寄客户，并且不编入户籍，地方长吏隐瞒户口。饶有趣味的是，地方长吏这种行为竟被时人视为德政加以颂扬，且这种情况在两税法后十分普遍。各州长吏隐瞒户口之事，并非个别地区，亦非一时的现象。

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韦处厚指出：“今所在户口，都不申明实数”。他解释说：“兵兴以来，垂二十载（按：系指贞元十五年朝廷讨吴元济一事，至长庆年间，已有20年），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

由此可知，各州长吏将外来的浮寄客户隐瞒起来，目的是如遇灾害，土户无力负担赋税时，就可以从浮寄客户身上征收一些钱物，以分担土户过重的负担，度过难关。前揭越州贞元十年应进的绫榖中途散失，长吏准备“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就属此类。这也就是被当时人视其为德政的原因了。两税法后的民户迁徙还直接造成浮寄客户从事工业者日益增多。自两税法以后，有众多南人北上，北人南下，“移民”、“侨寄”。这些人在京畿、广陵、扬州等繁华都市，从事工商业活动，活跃了唐后期的社会经济。

如果说安史之乱，后浮寄客户从事工商业，还是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地，那么，两税法后，他们就成帮结伙地集中在一些繁华都市。在盩厔县，他们竟然“多于县人十九”；而扬州的侨寄工商侵街衢造屋，以致妨碍了扬州城的交通！由此可知两税法后浮寄客户较前大为增多。不言而喻，他们是两税法后大量外徙民户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三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税制改革，即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其中两税法是最具开创性的一次变革，明清赋税变革只是在其基础上对落后税制的完善和补充而已。

尽管两税法在实施中并没有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甚至不能使人民安定生活，但是它的出现打破了自西周以来传统的财政思想，实现了从“丁身税制”到“舍丁税地”的巨大转变，开创了一个新的税制时代。

两税法中体现的“量出制入”，“便利”，“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