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六)（3 / 6）

。有一名明教韩知古的汉人，作为阿保机智囊团体中的一分子，对此居功甚伟。

韩知古此人，乃是幽州蓟人，[无风注：如果史料真实无误，应该与后来赵宋开国功臣赵普乃是同乡，都是现在北京西南广安门附近地方人，而‘韩、刘、赵、马’都是燕地汉人中的望族。与赵普的家庭出身类似，韩知古的父亲曾做过蓟州司马的六品小官。而赵普父亲曾任相州司马一职。]中世纪的燕地多产奇士，其中原因耐人寻味。州司马一职虽品秩不高，不过是中层地位的官僚家庭，但却是文职。

也就是说，韩知古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很显然，这样的家庭背景足以使韩知古在童年就获得良好的蒙学教育机会，随着契丹部族的入塞侵扰，韩知古的蒙学被迫中断。六岁的时候，被淳钦皇后的兄长欲稳掳掠，带回了塞北。当时的述律平，也就是后来的耶律阿保机妻子见他聪明机灵，所以收在身边，最后成了淳钦皇后述律平的陪嫁媵（随嫁之人）臣。

虽然韩知古幼年被掳掠苦寒之地的塞北，又是做为陪嫁的奴仆下人出现在阿保机的身边的，但却因祸得福，得以接近契丹权力中心。最初，韩知古的才华并未引起阿保机的注意。好比后世一位著名人士所言：怀才与怀胎一样，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自视甚高的韩知古不堪忍受骈死于槽枥之间，于是在怏怏不得志的时候，就选择了远遁。

逃跑历经千辛万苦方如愿，但是回到家乡时候，却让他大失所望：刘仁恭父子在幽州的倒行逆施，呆在家乡还不如回草原做奴隶衣食无忧的稳妥。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席不暇暖，韩知古就又考虑赶紧离开的事情了。走得慢了，就有被脸上刺字成为普通军士替刘氏父子卖命的可能，如何死，死在哪里也是不可知的事情。此时中原，战乱频仍——朱温进击沧州的大军刚刚离开，明显是生死未卜之地，无奈之下，韩知古只有原路返回。

【无风注：关于这一条，《辽史》中的许多记载，与《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前后矛盾，经不得推敲。而且辽史因为历史的原因，不可能如宋史那样资料多种，可以相互考证。只能用心阅读，详加比较、考证了。《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因为内容乃是取自当时汉人赵志忠《虏廷杂记》中的记载。

在《辽史》中的记载，韩知古才干被阿保机发现，却成了：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根据考证，韩匡嗣是韩知古第三子，出生于辽神册元年、即公元917年，‘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韩匡嗣直长乐宫应该是成年之时，而皇后视之犹子，说明韩知古因为媵臣的身份隶宫籍，他的儿子韩匡嗣才得以养在皇后身边。或者是年幼的韩匡嗣思父心切，在阿保机面前哭诉。韩知古这才引起阿保机的注意。立刻遥授彰武军节度使，逐步受到重用，最后在天显年（公元926—937年）间卒。

韩知古的生卒年史料中未有明确记载，但辽史中称他为佐命功臣之一，这句话太值得思考了。且不谈佐命功臣的功绩为何事，只是从《辽史》的记载中就有相互牴牾之处。譬如《辽史·百官志》中记载‘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另《辽史·太祖纪上》中记载七年十月（公元913年）‘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亡。’这两处记载均在韩匡嗣出生之前，韩知古既已经跻身于契丹的政治权力核心，当然没有必要再选择逃亡了，更不会有因为儿子的原因，方始得到阿保机赏识的咄咄怪事了！

而另一位阿保机赏识重用的汉臣韩延徽，入仕辽廷的记载，更证实了《资治通鉴》的记载或许也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并非什么定论。本书中姑且按此安排，读者诸君姑且一看。

倘若这个假设的确是事实，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想来原因有二，一者，中原王朝士民不愿意正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道德文章如司马光者，怕也无法摆脱时代的思想束缚；二者，司马光所载这一条并不是经过自己严密考证，只是转自同时代的《虏廷杂记》一文，其作者赵志忠对于契丹国事，有些也是一知半解，所载或者是出于传闻也未可知。鉴于“重华夏而轻夷狄”思想大行其道，司马光老先生在辽史上稍有不慎，也算不得什么。

本书采用韩之古曾经南逃而又自行北返这一说法，其实并非“忠于史实”，而是“忠于剧情需要”，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今后即可知晓原因。】

在韩知古、曷鲁等人强强联手、联袂演出之后，阿保机最终答应代遥辇氏为契丹可汗，阿保机命人在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可汗位。他真正成为了契丹汗国的君王——可汗。顺便，他还开始引入一些汉化的制度设置官属，这当然为了方便统治，要知道这时候的契丹部族已经膨胀，必须借用汉族“封建统治”的官制来管理契丹人民了。

契丹的燔柴告天，与汉人礼制中的燔柴祭天不同，是契丹民族受回鹘民俗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是受摩尼教在契丹地区传播影响所致。摩尼教正是后人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