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秦王变法(一)（5 / 7）

轮流值班。而“秉笔”、“执笔”、“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或“承上旨”。听王抟的说法，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由宰相执政事笔“承旨”之制来看，在唐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令取旨的传统做法已经有了改变。

不过，旬日一秉笔或一日一秉笔，与“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却有不同。前者为值班宰相，后者如宋时司马光所说：“至于数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乃是对年高望重的大臣如李靖、杜佑那种人的一种尊礼。

再然后，王抟便开始解释中书门下之印。印是权力的凭证，“印者，信也”。自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之印”即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权力凭证。

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

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也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称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李曜就曾接受过这种墨敕。这在黄巢之乱以前，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皇帝个人专制和宰相集体议决的矛盾问题。按说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实行专制独裁，“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乃是天经地义。但从秦汉以来，就有“廷议”制度，至唐代，又建立起政事堂宰相集体议决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君主专制独裁与宰相集体议决，看上去是两个相对立的制度，竟能统一于一个封建的中央政权之中，这似乎不可理解。

但是，李曜作为后人，深深地知道历史上一切制度，都不会凭空地产生，制度的背后，都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背景和根源。政事堂制度既然是封建国家发展到繁荣鼎盛时期所形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那么要解释它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李曜这个“深受共产主义熏陶多年”的人来说，自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舍此而求诸于唐太宗个人的政治作风，乃是舍本求末之法，不可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认识政事堂制度。

他想到当年单位遣送进修的时候，学到过恩格斯的一个观点：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根据恩格斯的科学论断，李曜在心中剖析了一下政事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觉得，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始终是封建专制主义政体中牵动全局的核心问题。毫无疑问，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斗争，也是整个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

历史表明，唐初三省分权，使相职一分为三，互相牵制，目的是为了便于皇帝控制。不久，中书出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直接影响到皇帝诏令的贯彻，于是太宗皇帝提高了政事堂的地位，使三省配合更加密切，连为一体，进一步加强了皇权。

高宗以后，律以“平章事”、“同三品”等衔行宰相事，参加政事堂议决军国大政，品位不高，易于控制。至于从门下省迁政事堂到中书省，抑门下之势，张中书之权，其用意在加强皇权尤为明显。

开元中，合中书门下为一体，另设五房办事，高高凌驾于相府之上，而原来的中书门下省机构名称虽存，殆成闲所矣！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分合应变的斗争现实，可知皇帝利用政事堂这个权力舞台，其目的是要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把君主个人专制与宰相集体议决这种对立面的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从而更加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从政事堂制度形成过程中，李曜还看出，其实皇帝正是为了使他们“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消灭，“就需要有一个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于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便从控制矛盾与冲突的“需要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