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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给朋友帮忙做买卖。

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个人出门在外会有很多困难，便把呼机号留给她，让她有什么困难找我。下了火车，我们便各奔东西。

第二天，我的呼机响了，我回了电话，原来是沈丽找我，她约我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说是有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沈丽把我拖到没人处说：‘兰姐，’我叫马晓兰，所以沈丽叫我‘兰姐’，她说：‘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块钱？’我听后吓了一大跳，心想，这个女孩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吧，仅在火车上见过一面就敢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当时已经做了两年的小姐，能够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