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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我和黎簇谈到了很晚，两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各自了解的情况，交换好了便各自躺下，窗外的夜又深又冷，我留他住下了，一怕他路上不安全，二也方便我们明天早上一起去吴邪以前住过的地方看一看。

我的卧室不大，床也只够一个人躺着。想来想去，我只好摸去父亲的房间，把他留下的钢丝床拖进来，又把去年新买的油汀也翻出来。

“有那么冷吗？”黎簇坐在刚架好的床上洗着脚，笑嘻嘻的脸庞像个高中生，“我们北京零下十几度呢，我从来不点这个。”

“您就瞧好吧，”我笑他不懂事，随手把新洗完的几件棉毛衫搭在油汀上，“南方的冬天够你受的。杭州明天一定冷。”

他笑笑，伸了个懒腰，豁下腰去捡盆边上的毛巾。

等油汀把房间里头都烧热了，黎簇懒洋洋地靠着枕头问我：“你睡不睡？”

“我可能睡不着。”我钻进了被窝，随手把灯拉掉。

屋内顷刻便被黑暗笼罩尽了，而这黑暗里，只有两点细弱的光在闪烁着，那是黎簇的眼睛。

“恕我直言，你想得好像太多了。”黎簇在黑暗里低声说道。

“差不多是一年多以前，”我慢慢地让自己的双眼适应黑暗，再慢慢地在黑暗里看清楚一切：床头、床尾、台灯、天花板、油汀、黎簇，“那会儿我家老爷子还没走。寻找老兵的计划是他提的，接着，吴邪找到了我们。”

“哦？”旁边的钢丝床上发出一点摩擦布料的声音，“他来找你们了？”

“是的，他说他是我爸的朋友。”我无意识地笑了两声，“我从来不知道他还能有朋友。”

“你爸要是听到这话一定会很伤心的。”黎簇咳了几声。

“可他听不到了，”我说，“他去车站接吴邪的时候，居然哭了起来，可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又说，“我爸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被关了牛棚了，我大学毕业了他才回来，我妈给他写了很多次信，他一封也没回，文革结束了以后也很长时间没回家来，我差点以为他死掉了。”

“你恨他？”黎簇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也许还谈不上，我妈都没恨他。”我伸手拽了一下被子，手刚松开，一口气就从我的胸腔里滚出了口。

“没有？”黎簇的声音似笑非笑。

“别问了。”

“好吧，行。”

“我只是想解释一下你的话。”我掉过头往黎簇的方向看去。

黎簇的眼睛在黑暗那头转了转，“我知道了。”

“就算是帮我爸完成遗愿吧，这件事我也做了一年多了，但除了吴邪以外，我没有再发现别的与他有过联系的人。”我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他、他好像，在为什么赎罪似的，可他到死了也不告诉我他经历了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又是为什么要那么做的。”

“未解之谜有很多嘛，”黎簇居然也叹了口气，“你的思想负担不要太重了。”

“但他不是什么谜，”我不知哪来的执着，竟然同他较起真来，“他是我爸。我却有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以为他不在人世，而那之后他又像个陌生人似的家来了，我没法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地过下去。”我顿了顿，“你，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黎簇的呼吸声骤然变得冗长而低沉，末了，他道：“能。”

屋子里刹那间安静了下来，静得连窗外飘雪的声音也听得见。我以为黎簇已经睡了，便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也睡下去。

可几分钟后，黎簇的声音忽然冒出来：“你过去是凭着那种不甘而活下来的吗？”

我吸了口气，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又说：“算了，我不问了。”

我在黑暗里半张着眼睛，任神思在脑袋里头游离，朦朦胧胧地听见马路上传来车辆经过的声音，听见窗外积雪的声音，也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幻想：大约我再睁开眼睛时，就能看见雪化的一九九零年了吧。

一九九零年注定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站在新时代门口的我们还懵懂着，任由日子把不知所措我们又推向新的浪潮中，仿佛也昭示了那以后会发生的那么些个无法预料：苏联降下旗帜，顾城举起斧头，窦唯唱出了《无地自容》，而这一切正如红磡上的余音，就这样接二连三地并入了我们生命的血液中——九十年代。

时代总是这样，来得预见不了，走得挽留不住。而谁又能知道，在预见不了的时代门口，还剩下两个青年人披着灰蒙蒙的清晨去寻找别人的痕迹呢？

我们第二天起得很早，六点钟左右就寻到了六合巷。黎簇指着其中一间已经出租了的平房对我说，那是吴邪从前在杭州住过的地方，当然，他只住了那么几天。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脑海里刹那间涌进了许多他告诉我的、关于吴邪的过去、关于吴邪和我爸的过去，还有吴邪和照片上那个人的过去，我这才发现人原来也可以一次性记住那么多东西，又能在同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