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烽烟 (4)（6 / 11）

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便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此后两千余年，这种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

将集权体制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性一概抹煞，又进而以专制体制替代整个文明形态，以今日之政治抉择取代总体上的文明评判，这既是理论逻辑的混淆，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以此等理念，人类历史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坐标，任何时代的创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为历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记，即或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后来者评判。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妥善寻求解决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专制的理念简单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唯其如此，我们民族要开创未来，要取得更大的历史进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好“尚一”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难题，便是寻求能够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历史道路。

这是东方文明的独特处，更是中国文明的独特处。

自远古洪荒，我们的民族便走着一条特立独行的历史之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建筑风格，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没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大势下独立创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以信仰与独特生活方式为聚合纽带，而以文明内涵、文化方式为聚合纽带的民族。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踏进了华夏文明圈，写中国字并奉行中国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渐渐真正成了华夏民族。无论是先秦戎狄，还是帝国诸胡与匈奴，还是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明清的周边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难融合的犹太人，都曾经大批量地成为我们民族的群体成员。唯其如此，传统文明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民族。我们曾经五千年绵延相续的生命历史，证实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要忽视乃至淡漠我们民族的文明传统，而要硬生生奉行“拿来主义”，我们必然会走向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历史误区。

上述几个方面，是对“非秦”三大理念的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论、落后文明论、专制论。

我没有将对诸如商鞅、秦始皇等轴心人物的评判列为“非秦”理念的基本问题，只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确定，需要澄清的事件与客观因素不很多。历史论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判，几乎完全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认识与理解也基于整体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理解，已经在整部书中作出了依据史实的艺术再现，不需要再以论说方式去概括了。

八、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任何历史秘密，大体都基于两个原因形成：其一是资料物证的巨大缺失或全部缺失，导致后人无从认知评判，诸多历史古国的消亡谜团与民族的断裂黑洞，都是这样形成的。破解这种历史秘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史料与证据的发现。其二是人为地扭曲真相，历史烟雾长期弥散，而使简单化的谬误结论成为传统主流，导致后来者文明探究的艰难寻觅。秦帝国灭亡之所以成为谜团，盖出第二原因也。破此等历史秘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探究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能力。

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已经板结的主流定式，其结论极其简单明确：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