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阴见多云 (1)（4 / 11）

是日军中“华北自治”的鼻祖。1933年在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任上，土肥原就开始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当时华北山海关、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务机关，全部划归土肥原领导。关东军也就是通过此，把手伸向了华北。在土肥原的策划下，沈阳特务机关先后对阎锡山、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开展拉拢工作，企图使他们脱离国民政府另立自治政权，未收到成效。

现在机会又来了。

1935年9月，土肥原到北平，要求宋哲元出面组织“自治政府”，日本提供军援和经援。宋还未糊涂到此等地步，所以拒绝。对中国军阀政客心理摸得十分深透的土肥原立刻变换花样，改联络华北五省地方实力派一起宣布自治，称为“首先建立察哈尔、河北两省自治政权，然后使山东、山西、绥远三省加入”的方针。谁也弄不清土肥原口袋里有多少条妙计。

在怎样才能有效割裂中国版图这一点上，土肥原的思虑比其他日军将领更为深远。

“九一八”事变后对在东北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关东军内部有不同争论。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主张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土肥原则建议放弃直接吞并的主张，搞一个表面由中国人统治的“满蒙五族共和国”，以较小代价取得实质性效果。板垣、石原等人迫于形势，最终也只有同意土肥原。在拟定傀儡之事上，土肥原更加老辣。他要拉吴佩孚，有人告他吴虽反蒋，但素以爱国军人自居，恐怕难以利用。土肥原回答说：“只要他的行动对日本有利，就是打抗日的招牌也是可以的。”

他太懂得中国军阀的面子、中国政客的名实了。

当年吴佩孚没有拉过去，他现在又紧紧盯住了宋哲元。他要以宋哲元为突破口，实现其华北扩张的梦想。

在军事、政治的压力和一己私利的诱迫下，宣称“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宋哲元开始动摇。

1935年10月，土肥原亲自与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密商，要求殷汝耕“起事”。在土肥原的鼓动下，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发表亲日宣言。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土肥原再接再厉，鼓动冀察实力派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成立“华北五省联盟自治政府”。宋哲元打了点折扣，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之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土肥原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中也充斥着亲日分子。

眼看土肥原的“华北五省地方自治”为期不远了，中国就这样变成了案板上一块好切的肥肉，谁都想上来切上一刀。

就在日本人在华北进展顺利、几乎就要得手的时候，另一股暗流也在潜行：日本未来的德国盟友似乎在做一件相反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德两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冲撞。日本人威胁要蒋介石妥协，德国人却鼓动要蒋介石抵抗。

鼓动蒋介石抵抗的德国人不是塞克特。塞克特告诉了蒋介石很多，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蒋介石，怎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外敌和强势之敌。

似乎老天爷不让德国顾问留下空缺，塞克特的接替者法肯豪森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1935年夏季是一个乱哄哄的夏季。北面日本人在有效地张罗“华北自治”，西南蒋介石在徒劳地围堵长征中的红军，南京的总顾问塞克特又将灯枯油尽、生病离华，由法肯豪森接手总顾问一职。

法肯豪森是一个标准的德国职业军官，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本军队有过较多研究。他1934年7月就抵达中国，最初作为塞克特的副手，但他不像塞克特那样，绝对优先照顾德国的经济利益而拒绝参与长江流域针对日本的防御计划。法肯豪森主要关心军事事务——重新编组和训练蒋介石统辖的军队，同时起草防止日本入侵的计划。

此人一上任，很快就以其精到的职业军人眼光，得出了一个后来不曾改变的结论：中日必有一战。

1935年7月31日，他以南京政府德国总顾问的身份，向蒋介石“面陈大略”。

法肯豪森总共讲了五点：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切近者，当然是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

二、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于是至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三、国际政局目前异常紧张，列强一时无联合或单独干涉之可能。华盛顿之九国公约，实际早成废纸。中国苟不自卫，无人能出而拔刀相助。中国应竭其所能保全国土，必倾全力以自卫，或有遇外援之可能。若不倾全力奋斗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括山东在内，必脱离中国。

四、目前国军所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