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1)（7 / 12）

导，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

共产国际并非对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一无所知。1933年3月，国际执委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电，特别指出：“对毛泽东应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他施行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100%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当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的领导岗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显的：既要让毛泽东“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以发挥作用，又不能让他出任主要领导。

国际的指示，从来都是上方宝剑。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基本上都根据国际的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连领导人都必须经过共产国际的圈定，或者干脆由国际包办。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选陈独秀为书记，事前得到过国际代表马林的同意。

陈独秀1927年不行了，鲍罗廷便出来包办接班。

蔡和森1927年9月22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陈独秀之后的政治局常委，就这样被鲍罗廷一一指定。

李立三在1930年2月1日作的《党史报告》中回忆鲍罗廷：“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鲍罗廷指定了5个常委，却不说以谁为首。他开完会便带瞿秋白乘船去了庐山。9天以后从庐山返回，当天就宣布：增加瞿秋白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虽然仍未指出谁排第一，但新常委瞿秋白成为了实际上的领袖。

老鲍一句话，接替陈独秀的人便产生了。

后来瞿秋白又不行了，斯大林、布哈林便看中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1928年6月，共产国际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将一百余名中共代表接到莫斯科召开六大，彻底改组中共中央。斯大林看中的人，由米夫出来做工作。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大会闭幕前一天，米夫又以国际代表身份提出中委候选人名单，排向忠发为第一名。

这种连续举动使大家都明白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委们不再需要国际代表提示，都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向忠发顺利地当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向忠发又不行之时，1930年底到1931年初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包办中国革命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米夫起草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米夫圈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是米夫与国际远东局共同拟定的。会前为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退出政治局，提名何孟雄进入，米夫不屑一顾，完全拒绝。他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瞿秋白在中共中央的地位瞬间便失去了。

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中，称中国共产党最迫切的任务是执行国际一切指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地忠实”。加上王明写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被强加了两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国际路线。

两个百分之百，给惨淡经营的苏区和红军几乎皆带来百分之百的损失。

不知道这些，很难说知道了遵义会议的伟大，知道了毛泽东的伟大。

中国革命是一幅立体巨画，凝视哪一个局部去赞美整体都是冒昧的。

应该后退一步，从宏观上去把握它的整体。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发现，高光点为什么辉煌。

中国共产党经过14年艰苦努力、曲折斗争，付出了无数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自己安排自己的领导人。

这一改组刚刚开始。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只是政治局五常委之一，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的顺序排名第三。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时，才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至此毛泽东刚回到军队领导岗位。最高军事首长仍然是朱周，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论是对党还是对军队，毛泽东都还不能一夜之间成为它们的第一号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