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陷落 (2)（1 / 10）

，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

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

跟普通人毫无二致，蒋介石爱吃家乡的风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梅都要送些亲手制作的家乡菜到南京，如腌雪里蕻、豆腐乳、臭冬瓜、腌笋片等。蒋一吃到这些可口的家乡菜肴，便明白毛福梅又打发人送东西来了。

宋美龄却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点、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鸡、猪排、白脱面包、色拉之类，与蒋介石吃不到一块儿。有时蒋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几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乡菜。

蒋介石不喜欢宋美龄的西餐，宋美龄虽然也不喜欢蒋那些心爱的家乡风味，但对腌菜，如精心制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霉变菜品如臭冬瓜之类，无论如何也不行。因此每当蒋、宋同餐时，毛氏制作的臭冬瓜之类，便绝对不能摆上餐桌。

宋美龄在战事正紧之时来到了抚州前进指挥部，本想慰问蒋一番，却意外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原配老婆的宁波小菜罐坛，臭冬瓜自然绝对少不了，脾气便火山一般爆发了。

宋美龄平时修养极好，从不摔盘子砸碗，更不颐指气使。尤其公开场合，特别给其夫面子，这回是实实在在忍不住了。蒋一口一个生死之战，你死我活，“围剿”发起以前还亲写有两幅手书，其一是：“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其二是：“一、对主义尽忠了么；二、对党国负责了么；三、对统帅信仰了么；四、对上官服从了么；五、对部下信任了么；六、对本身信仰了么。”

词句之间，对自己坚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颇有生死不计、百战不辞之感，却又在指挥作战的床铺下埋伏了好几罐前妻的腌菜。真该在第一幅手书后面添上“要对得起毛福梅的腌菜”；第二幅手书后面添上“腌菜罐子藏好了么”。

腌菜罐子没有藏好，被宋美龄从床下一个一个拖出来，统统砸碎。

宋美龄也开了杀戒。蒋介石的情绪跌入谷底。

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作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

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他派别。要不调和地、不容情地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

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

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的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