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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2)(3 / 8)

了300支粤造毛瑟枪给军校。但是当时的兵工厂一心巴结军阀,不以军校为重,结果开学时仅仅发下30支,勉强够卫兵用,廖仲恺反复交涉也无济于事。正在此时,苏联援助枪械的船只到岸,一下运来8000支步枪,全带刺刀,每支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手枪,全体学员欢呼雀跃。王柏龄回忆说,当时,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长官以至于学生,无不兴高采烈”,“今后我们不愁了,革命有本钱了”。

蒋介石标榜的黄埔建军本钱却来自苏俄。正是有了苏俄资助的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加上提供的大批枪械,才使国民党获得了建军的基础。

除了经费和武器,苏俄还派来大批军事顾问。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和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外,专门派到军校工作的有总顾问切列潘诺夫、步兵顾问白里别列夫、炮兵顾问嘉列里、工兵顾问瓦林、政治顾问卡夫乔夫等。他们指导军事、政治训练工作,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成为黄埔党军后来坚强战斗力的基础。

此后,苏俄继续运来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6.4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到广州。

第一批有日造来复枪4000支,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

第二批有苏造来复枪9000支,子弹300万发;

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个,大炮12门,炮弹1000发;

第四批有来复枪5000支,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

第二次东征大捷后,蒋介石在汕头曾说:“我们军队的组织方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各位恐怕不知道,我们老实说,我们军队的制度实在从俄国共产党红军仿照来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蒋介石深知,黄埔党军的胜利,很大一部分应归于苏俄武器装备和军事顾问。

为此国民党也曾面临“卢布党”的指责。

1924年,孙中山、汪精卫在一次答《顺天时报》记者问中,面对记者提问:“为什么国民党接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每月五千金卢布资助?”“为什么广州军事学校靠俄罗斯苏维埃政府的经费维持?”

孙中山、汪精卫巧妙地回答:“关于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接受经费的问题,这要有书面材料才能成立。记者君请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关于接受苏维埃资助的责难吧。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不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且还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末了,孙、汪通过进一步补充,也给自己留了后路:世界上也找不到一个政党或学校会反对接受别人的资助。因此,即使证明国民党或上述学校从其他来源获得财政支持,那在道义上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为什么记者君一定要对我们的动机提出异议呢?

后来指中国共产党“是有国际的背景,挟有经济的后援,有组织的指挥与训练”的蒋介石,当初在这方面也有颇为精彩的论述。

1926年12月11日第二次东征大捷后,他在汕头总指挥部宴请苏俄顾问时讲:

“现在有人说,我们中国革命党受俄国人的指挥,在他说话人的用意,以为这句话就是可以诬蔑我们革命党的一个最好的材料。我以为做这样想的人,就好的一方面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19世纪以前知道国家主义的民族英雄而已,他并不明白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要晓得这种褊狭的思想,在数十年以前闭关时代来说,还可算是一个爱国的英雄,但是现在20世纪就不行了。因为现在中国问题,几乎就是世界问题,若不具备世界眼光,闭了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

蒋介石也是颇善雄辩之人。

苏联政府除了大力援助南方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外,还大力援助北方的冯玉祥。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得到了俄式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子弹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万多枚,附带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大量药品等。

1926年10月底,国民军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3架飞机,4000把马刀和10支火焰喷射器等。

此外,还派遣了相当数量的军事顾问。冯玉祥回忆说,顾问组中“步骑炮工各项专门人才皆备”。苏联顾问帮助国民军新建了一些兵工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技师;按照苏俄的图纸,还制造出第一批装甲车。

1926年3月,冯玉祥下野后访问苏联,又签订了约1100万卢布的军火贷款协议;并派乌斯曼诺夫(桑古尔斯基)为冯玉祥的军事总顾问,帮助他指挥国民军作战。

所以当蒋、冯先后叛变革命,被解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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