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0 部分（3 / 3）

间。就算在小布什减税之前，美国的最高税率也处于历史低点—克林顿任内对最富者的税率仅有39.6%，而20世纪70年代高达70%，甚至在里根1981年减税后还有50%。美国最高税率与欧洲国家相比也较低。例如，英国所得税最高税率是40%，似乎相当于克林顿时期的最高税率。然而，对于所有的劳动收入，英国雇主还要付社会保险税，相当于美国联邦保险筹款税中雇主支付的份额（美国的这项税大多仅在收入超过9.75万美元的上线后才征收）。结果是，薪酬很高的英国雇员实际要付的税率将近48%。法国的实际最高税率更高。而且在英国，资本收益是作为普通收入征税的，所以对高收入者资本收益实际征收的税率是40%，而美国只是15%。在美国，如把资本收益当成普通收入来征税，将会让税收显著增加，并限制对冲基金漏洞等赋税恶行的空间。

而且，从“新政”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觉得用“超级”税率对收入过高的人征税是正常的、合适的。在20世纪70年代，只有很少人缴70%的最高税率，而艾森豪威尔时代超过90%的最高税率，缴的人就更少了。过去常有人称，对过高收入征附加税唯一的现实作用是惩罚富人，因为其实征不到多少钱，但这么说已不对了。今天0.1%最富的美国人获得总收入的7%以上，而1979年仅为2.2%。这个阶层的最低年收入约为130万美元，平均年收入约为350万美元。对这样的收入征附加税将获得相当多的税收，可帮助许多人。所以归根到底，在逆转小布什的减税、实施全民医疗后，下一步应是更广泛的行动，恢复美国税收的累进性，利用增加的税收提供更多福利，从而帮助中低收入家庭。

不过现实地说，这并不足以产生足够的资金，提供像其他发达国家那么多的社会开支，甚至连相对适度的加拿大水平也达不到。除了对富人征收较高税收外，其他发达国家还对中产阶级征收较高税收，其形式一是较高的社会保险付费，二是增值税—实际就是全国性的营业税。社会保险税和增值税本身不具累进性，虽只能间接缩小贫富差距，但即便如此，效果也很大：这两项税款用于提供福利，对于收入较低的人而言，政府福利占收入的比重更大。

政治上而言，在数十年的反税、反政府宣传之后，除非坚持不懈地强行推销，否则无法劝说公众相信：中等收入家庭支付稍微高一些的税收可以换来社会保障网络的强化，生活会变得更好。我倒是很想看到美国再将2%~3%的国内生产总值投入医疗之外的社会开支上，但也许要等到自由派成功地发挥政府作用，使人们过得更舒适、安稳，在此方面取得斐然的政绩之后，才可以推进这个工作。部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本身就极其重要的医疗改革，还会有更大的好处：它将为一场更广泛的进步主义改革开辟道路。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保守主义运动分子已铁了心要阻挠医疗改革的成功。

缓解市场不平等

后市场政策对缩小贫富差距会有很大效果，但不应是我们唯一的关注点。在“大压缩”期间，市场收入不均也大幅缓解，那部分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管制实现的，而我们希望战时工资管制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但我们仍可采取一些措施。

第一个措施已在实施中：2007